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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话中苏诗批评与论争 　　摘 要：宋人诗话作为宋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给予苏轼高度的关注。在对东坡其人、其诗歌创作的品评中，多数持褒扬态度，也有少数品评是对苏轼诗法的批判。这主要集中在对其以文为诗、怨刺诗风、求奇求巧及用典等问题上。正是这些批评与指责，引起了后人的不断论争。究其原因，是对苏轼所开创的不同于唐诗传统的“宋调”的论争，是诗歌评判标准的分歧。 　　关键词：宋诗话；苏轼；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122-02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巨匠。他以崇高的人格、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影响着后世的文人学者，对宋代诗风的最终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宋代以诗话为特色的文学批评中，苏轼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宋人诗话对苏轼诗歌的品评，较多的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称赏溢美之词。但也有少数学者对其诗法持反对、批评的态度。这些批评引起了时人及后人的不断论争。概括而言，对苏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苏诗的“非本色”：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是指将散文的章法、句法及字法引入诗歌中的创作方法。唐代杜甫最先具有了“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到了韩愈则进一步发展，而苏轼更是把此法发扬光大。正如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1]56 　　对于“以文为诗”的诗法，宋人并不完全认同。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第一次提及“以文为诗”这一概念，他认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2]309陈师道并不赞同韩苏创作的“非本色”论，认为诗词应有各自独特的体格和风貌，要保持本色而不宜打通。张戒《岁寒堂诗话》对此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健，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3]455张戒极力指责苏黄的诗法破坏了以审美为主的传统诗歌的原则，认为苏??“以文为诗”造成了后世诗人偏离诗歌本质的创作滥觞，因此对其大加批评，并且提出“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宋人赞赏苏诗的这一新特色。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便论到：“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他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3]323他指出，苏轼的创作虽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等宋初诗人，体现出一种新变，但其结果是“自极其妙”的。刘辰翁更是直接肯定了苏轼“以文为诗”的诗法，认为：“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撼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彼一偏一曲自擅，诗人诗局局焉、靡靡焉，无所用其四体，而其施于文也亦复恐泥，则亦可以眷然而悯哉。”[4]172刘辰翁的这一评论，是针对刘克庄所谓“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区分而言。他认为文人之诗有助于形成奔放、奇崛的诗歌风格，文与诗是有相通之处的，因此肯定“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 　　苏轼“以文为诗”的诗法，为宋诗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经环节。唐诗的辉煌成就激发了宋人自成一体的意识，而“以文为诗”则正是使宋诗形成有别于唐诗风格的“宋调”的重要方式。 　　二、苏诗之“怨刺”与“失于粗” 　　苏轼其人，既有才华，又有胆识，因此诗文中常有讽喻、怨刺之语，故受到批评。 　　陈师道《后山诗话》中便指出：“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2]306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也告诫其侄洪刍曰：“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5]474陈、黄皆为苏轼后学，与苏轼也多有往来唱和。但他们站在儒家“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的诗教立场上，批判苏轼托诗以讽、锋芒毕露的做法为“失诗之旨”，因此劝诫学苏者力避之。同时，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所提出的“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2]319的诗学思想，虽未直接言明，但却正是对苏轼这类诗风的反对。由于这类诗歌在艺术上比较直露和粗疏，缺乏提炼与含蓄，因此被陈师道批评为“失于粗”。吴可《藏海诗话》也提及：“东坡诗不无精粗，当汰之。”[3]336盖就此类诗而言。 　　对于这种观点，宋人许顗提出不同看法。他在《彦周诗话》中提到： 　　东坡受知神庙，虽谪而实欲用之，东坡微解此意，论贾谊谪长沙事，盖自况也。后作神庙挽词云：“病马空思枥，枯葵已泫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语。在元祐间获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将帅用命，争酬未报之恩；神灵在天，难逃不漏之网。”后人辄谓东坡以微文谤讪，天乎，宁有是哉！[2]398 　　他认为苏轼那些看似“怨怼”之语并非“微文谤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