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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刑事和解价值基础 　　摘要：刑事和解是一项旨在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对该活动产生的价值基础一直未有定论，这对以后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是不利的。刑事和解活动的产生实际上是与我国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理论分不开的，是执法理念的重大转变。 　　关键词：刑事和解 和谐社会 价值基础 　　刑事和解是刑事被追诉人与受害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被追诉人和被害方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被追诉人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近年来，基于对国家单方司法权力行使的反省和对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展望，刑事和解制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成为法学界的热点话题。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程序性机制，在尊重受害人，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了其优势。但什么是刑事和解的价值基础，我国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些学者认为外国的恢复性司法是刑事和解的渊源，但我国目前实践中的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理由有三:第一,恢复性司法是以社区作为一个基本的被害人,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而我们的刑事和解没有过多地强调社区的作用、社区的参与;第二,恢复性司法更多地强调一种交流、沟通、对话,达到心灵的回归,甚至提出了被害人回归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刑事和解还没有上升到心灵回归的境界。第三,恢复性司法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同侦查、起诉、一审、二审乃至执行阶段全方位的、各方的参与,而且方式多种多样,非常灵活。而我国目前的刑事和解更多的是以刑事被害人的谅解为基础，围绕赔偿问题而展开，无论是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均有恢复性司法有很大差别。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和合文化是刑事和解产生的思想基础。但和合文化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我国的刑事和解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用和合文化来代替今天的刑事和解恐怕在动因上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的论证,它的客观效果可能有助于和解的诞生,但是从动因上恐怕还难有充分的说服力。 　　笔者??为，在近几年首先从实践部门产生的，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通过刑事和解来结案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活动，与当前的法律环境以及执法理念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第一,和谐理论的出现成为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2002年，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催生了和谐司法的理念。和谐社会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和谐刑事司法理念也逐渐得以培育和形成。在这一背景下，刑事追诉工作也应当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所以，刑事追诉不仅要追求法律效果，还要追求社会效果。如何使司法工作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便成为我国司法机关的崭新课题。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执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对如何在办案过程中体现和谐，追求和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外国的恢复性司法中又受到一些启发，于是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摸索出了刑事和解模式。在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从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出发,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状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犯罪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将一些存在对抗性,如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重大恶性犯罪等,排除在和解之外;对于一些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些犯罪,特别是一些轻微的犯罪,如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罪等，在这些案件中有明确的被害人,是存在和解条件的。现在的和解案件都是针对这样一些案件而开展。 　　第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是刑事和解产生的政策基础。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刑事政策的崭新表述，由于契合了和谐社会的语境，已经得到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宽严相济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宽其所宽、严其所严，即对不同种类的犯罪和不同情况的犯罪人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从而实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标。此外，宽严相济还强调宽与严之间的对立统一，即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可见，与西方国家奉行的轻轻重重或两极化刑事政策相比，宽严相济体现了宽与严的有机结合，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采取宽宥型刑事和解来解决刑事纠纷，体现了对犯罪宽的一面；而对严重暴力犯罪及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而必须体现严的一面，坚决不能宽宥。 　　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一项具体制度的时候,还要挖掘如何在刑事领域中得以体现,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新形势下司法工作的方向，为刑事和解的产生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刑事和解是需要以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为前提的，过去几年，检察机关内部对自由裁量控制得非常紧，特别是对于相对不起诉的指标。一些检察院几年也没有一件相对不起诉案件，即使有，还要报送上级检察机关审查和备案。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出台，使得检察机关也必须考虑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