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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治理管理现代化新方向 　　摘要：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都存在明显不足。自主治理理论通过改变传统博弈模型的前提条件对传统模型进行了拓展，有效地规避了科斯定理的“市场失灵”问题和庇古理论的“政府失效”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多层次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模型的博弈分析方法，为解决不合作博弈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成为管理现代化的一个新方向。自主治理理论修正了理性人假定，强调了利他动机的存在，开创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对于中国这样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大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但自主治理理论的普适性不够，对社会资本的作用有较强依赖性，忽视了个人效用函数的差异性，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自主治理；管理现代化；新方向 　　一直以来，公共资源治理活动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都颇受争议。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往往存在明显的“外部性”（Externality）。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公共物品的交易，无法实现帕累最优（Pareto Efficiency），称为“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市场失灵”是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以经济自由主义确立的市场规则的挑战，导致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庇古（Pigou）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失灵”应通过政府干预来进行弥补。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观因素，政府的干预很多时候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称为“政府失效”（Government Failure）。政府与市场之外，公共资源治理的第三条道路在哪里？ 　　一、 自主治理理论的提出 　　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确立的经济自由主义长期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但面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束手无策，被以凯恩斯（Keynesian）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所取代。政府干预主义兴盛于战后的50年代，终结于70年代的经济“滞胀”。得益于政府干预主义对“滞胀”的无能为力和以哈耶克（Hayek）“自由至上主义”、弗里德曼（Friedman）“新经济自由主义”、贝克尔（Becker）“行为分析”、斯蒂格勒（Stigler）“信息经济学”、卢卡斯（Robert Lucas）“理性预期”等理论的重要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夺回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然而，以经济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并没有收获奇迹，反而带来了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一蹶不振、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1世纪初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 　　既然政府和市场都不能依仗，公共资源的治理有无第三条道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下简称“奥斯特罗姆”）教授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奥斯特罗姆从孩童时期协助母亲打理菜园的真实经历中揭示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使大多数平民百姓，在面对资源问题时，都能够合作和代理处置好共同利益（Nick，2006）。她提出并发展了公共事务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简称“自主治理理论”），重点关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以便：（1）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2）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3）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奥斯特罗姆，2012）。自主治理理论强调了行动参与者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行动参与者自主进行沟通和协商，显然不同于我们之前所熟悉的科斯定理“无形的手”和庇古理论“有形的手”，开创了管理现代化的新方向。 　　奥斯特罗姆认为当前的公共资源治理理论中，往往陷入了利维坦（政府）和市场的非此即彼的对立中去，而缺乏自主组织的行动理论。尽管奥斯特罗姆在此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奥斯特罗姆并不认为“自主治理”是自己的首创，而是认为已经广泛地存在着许多有关自主治理的实例，自己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发展。注重制度分析和经验分析的结合是奥斯特罗姆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重点研究经验支持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是奥斯特罗姆研究内容的价值取向。因此，奥斯特罗姆的贡献不在于创造了“自主治理理论”，而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运用自主治理理论更好地解决公共资源治理中的过度使用问题。 　　二、 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奥斯特罗姆通过引入“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集体行为的逻辑”（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