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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非环境道德行为根源及其化解 摘 要：企业的获利冲动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以及环境的无主性与环境责任界定的难题为企业的非环境道德行为的发生创造了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契机。而企业非环境道德行为的化解则需要企业生态保护意愿和行为的塑造，即产权界定条件下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及政策创新条件下的“成本—收益”调整。关键词：企业；非环境道德行为；环境无主性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48-02一、问题的立论及提出在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呈现巨大的差异。显然，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呈现相对和谐的状况。虽存在局地生态危机，却不致于促成人类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知，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相应变革。然而，以技术和理性为内核的工业文明事实形成对自然的毫无节制的掠夺，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相伴而生的窘境。外源式现代化的中国本可发挥后发优势，嫁接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避免其发展教训，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然而，历史、现实和人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中国亦陷入了总想避免又无力回头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1]。二、企业的非环境道德行为的根源（一）企业的获利冲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淡薄企业是赢利性经济组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企业行为的首要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设法使成本外溢是企业的重要途径。成本外溢于环境之中就是企业的外部性经济行为。这种行为能否发生取决于产权明晰与否。明晰的产权由于具有明确性、排他性、可转让性和可实施性，因而避免了外部性的发生，但模糊的、无主的产权则允许外部性行为的存在。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由于其不确定产权为外部性行为的大量发生提供了条件和空间。现代企业虽然引入了“企业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包含环境伦理精神的管理体系，但其中的道德维度没有得到合理张展，非环境道德行为的发生首先在于企业“无力适当地用道德语言来理解、交流产品责任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具体而言，P.普拉利把其中原因概括为：第一，产生道德健忘；第二，对道德概念的狭隘理解——企业经理们倾向于对道德问题避而不谈，其方式是将这些问题看作是操作管理中的非道德问题；第三，给经理人带来的压力——不能以更加平衡、更加公开的方式表达出道德期望，最终将反弹回来影响经理本人（道德交谈的缺失将加剧道德压力）；第四，道德滥用的忽视——正如对抗的规范可导致道德缄默的产生，反过来道德缄默也能强化那些规范，从而出现一种忽视道德的文化；第五，道德标准的下降——全面质量管理中道德缄默的持续存在对于那些坚持将道德标准纳入质量要求中的人可能会产生讽刺意味，因为道德标准常被看作外在的干预[1]。（二）环境的无主性与环境责任的界定难题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科斯在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中认为，当人们在面对污染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如何制止污染方，阻止的办法无非是要求污染方进行赔偿，对其征税或者要求它停止生产。但这些办法都不尽如人意，因为它在使一方免受污染的同时，却使另一方即生产方受到损害。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一方是否有权污染另一方，或者另一方是否有权要求赔偿。按照科斯的产权理论，在应对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是界定权利。例如，一企业在河流上游排放污水影响了下游居民的饮水，使其不得不为喝到干净水增加费用。为了消除污染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重新确定河流水体的使用权是必要的。如果首先规定了受害者的产权，那么当局可以根据受害方的申请强制污染方把外部不经济性减少到零，这对于污染方来说要付出巨大代价。这样，他会提出补偿受害方损失的方案以继续取得排污资格。这种方案既要使受害方在得到补偿后接受一定程度的污染水平，又要使自己的补偿支出小于把污染减少为零的费用。同样，污染方也可以获取河流水体的产权，受害方要想免受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就需要斟酌情况。三、企业生态保护意愿和行为的塑造：环保收益与污染成本（一）产权界定条件下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企业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当社会选择具有环境价值取向时，当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才能有利可图时，企业履行环境道德义务就必然会在外生压力和内生取向的因素作用下成为其经济行为的合理组成部分。从外生压力看，企业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这就决定着它必须服从共同体的规则。从内生取向看，企业履行环境道德责任并不全是由外在压力的被动作为，更多的是因其内在的利益动机的自觉选择。首先是绿色经济的驱动。1999年10月因在环保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特别奖、被誉为“太阳的辩护士”的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赫尔曼·舍尔（Herman Scheer）认为，20世纪的经济是以生化能源为特征的生化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