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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阿喀琉斯之踵 　　郭台铭有两张脸，一面是大慈善家，一面却是不顾企业社会责任的恶人 　　看到这个月的新闻，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想必不由得又高兴了一下。 　　在财富五百强最新排名上，富士康攀上第四十三名，比去年六十名又上了一层楼。这不仅超越苹果、思科、戴尔、索尼、联想等一票大客户，更继续蝉联两岸最大民营企业，甚至超越了诸多国企，只落后于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举国之力打造出来的国企长城，为何竟然比不过一个台北小工厂出身的富士康? 　　富士康创立三十多年来，郭台铭确实创造了奇迹。如此伟大的企业壮举，在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口中，郭的成就足以与美国石油业大亨洛克菲勒、钢铁业卡内基、汽车业的福特媲美，但在大陆，郭台铭与富士康的社会声望却与他的成就呈反比。他在中国创造了上百万就业人数，为各省政府创造了高额GDP，各类税收缴交以亿万计??究竟为什么中国人都不喜欢他? 　　答案在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d Responsibility)。 　　郭台铭对于员工劳动条件长期轻忽，富士康一再传出工厂安全问题。通过地方政府豪取资源与投资补贴，以及台湾制造企业把污染留在内地土地的普遍现象，都显示出富士康这座紫禁城，与中国社会的疏离与隔绝。 　　以CSR的教科书概念，企业与社会，是两个彼此提供养分的群体。企业常常会抱怨社会压力、政府管得太多、税收得太重，社会或政府人士则会埋怨企业对社会不够关注、回馈不够多。不过，这种在言语上彼此倾轧，通常只会发生在小格局企业，事业规模做到如郭台铭这么大，则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共利关系就非常重要，双方已经很难再有你、我区分，更不能够将对方视为对立体。社会上的劳工团体，当然要为弱势人讲话，而政府官员也不得不以招商为己任，这两股倾左与倾右的势力，小企业固可在其中钻营寻求利基，大企业却该提高层次，寻找一个更高的平衡点，不偏不倚，但郭台铭与鸿海的格局，似乎没有真正提升上来。 　　2010年两位数员工跳楼事件后，郭台铭说出“对台湾感到痛心”这句话时，就是在对台湾社会发表负面言论，但他没想到鸿海也是台湾社会一分子。因为鸿海虽然是不折不扣的跨国公司，但总部设在台湾、在台湾挂牌上市、团队都是台湾人。或许郭台铭的发言有目的性，希望能够获取更多台湾的资源，但鸿海将台湾社会整体视为痛心的对象，造成舆论反复动荡，最后再由政府官员安抚。这样的一个策略，恐怕不是郭台铭如此国际一流的企业家所应有的高度。 　　的确，郭台铭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毛利压缩，是自己。富士康在台北闹市区没有办公室。其实他的董事长室大可摆在台北101顶楼，俯看璀璨夜景，但郭台铭坚持厂办合一。因为鸿海是制造产业，他必须跟同仁在一起。这种勤奋刻苦的美德，在台湾中小企业主身上都看得到。郭氏的工作态度，更是数十年如一日，从没有变过。 　　但环境变了，世界变了，郭台铭确实是很有远见的国际级企业家，但处理许多事情的格局与手段，却还跟破旧工厂里的小商人一样。他不需要跟媒体闹脾气，也不需要对政治人物趋炎附势，更不需要在本业外耍小动作赚蝇头小利。最重要的是，不该用钞票来解决或解释事情。 　　如果商学院的教授们要选几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反面教材，鸿海与他的大客户苹果，绝对是最容易向EMBA学生阐述的例子。多位员工跳楼事件后，我们发现富士康的悲剧只是中国现阶段依靠外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贸易出口这一经济模式的缩影。这也是中国透过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的途径，但是带来的后果是对劳动力权利和保障的漠视，把劳动力物化为机器和企业追求效率的工具。美国企业精神长久，台湾也称得上是进步社会，苹果与鸿海的表现，实在太不称职。 　　乔布斯在世时，就对CSR与公益嗤之以鼻，相较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他们不仅把财产捐了出来，更懂得以企业执行力来投入公益领域。这不仅让他们赚到了名声，社会观感也好得多。微软曾因为市场垄断与WINDOWS定价过高，饱受各国批评。但如今盖茨夫妇积极投入慈善事业，持续在AIDS疾病防治、以及基层教育体系投入努力，已逐渐得到国际间广大认同。这几年中对微软的攻击力道确实微弱了不少。这样的范畴不只是底层的公关策略而已，而是很高层次的回馈社会机制设计。 　　不过，公益与企业社会责任不能画上等号。郭台铭就很懂得捐钱，对于不少基金会、弱势团体、医疗机构都长期捐助，在故乡山西也造桥铺路建学校，可这些都挽不回他在两岸社会的形象。他曾经掏出150亿台币，要在台湾大学打造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癌医院，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捐赠金额。他还拿了7亿台币要建希望小学、500万台币盖了流浪狗之家、赞助演出音乐剧《四月望雨》、《一把酸枣》。员工跳楼事件后，他还以永龄基金会的名义，捐助台湾金门大学100万美元，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并配备最新的网络及PC设备，还强化师资、设立奖学金——他曾在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