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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我国法律对权力制约措施 　　摘要：权力的滥用导致腐败，引发群体事件。乌坎事件是一个典型。本文力求探索一种全新的权力制约机制。通过案例分析与理论剖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法律与国家，权力与国家的关系分析入手，得出权力与法律关系的两面性。论证了权力被滥用的根因。得出结论，法律可以在权力内部制约机制的改进、公务员制度的完善、“饭桌社交”入刑等方面有效遏制权力滥用现象。 　　关键词：法律 权力 权力制约 　　案情介绍 　　2011年9月21日上午，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非正常上访，当日，访民打砸村委会、派出所。9月22日，部分村民组织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的民警和警车，6辆警车被砸坏。汕尾派出工作组到陆丰督导，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回应诉求、维持秩序。9月23日，乌坎村内恢复了正常秩序。11月中旬，在工作组正在调查、解决诉求过程中，少数村民在互联网上贴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子，致使事件出现反复。11月21日，又有400名左右的乌坎村民聚集到陆丰市政府门口非正常上访，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标语。至11时26分，上访村民自行离去。当天下午及第二天，在组织者策划下，发生几次数百人在村内聚集活动。 　　11月24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至11月26日，村里的白布标语、大幅宣传画已自行拆除。事态得到平息。12月9日，汕尾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陆丰市处置“9月21”事件作情况通报。公安部门已经抓获“9月21”事件中打砸为首分子庄烈宏、曾昭亮、薛锦波等人，并将继续追捕事件其余犯罪在逃人员，加紧推进取缔非法组织的工作。发布会称“有境外势力对今次事件推波助澜”。12月13日，广东省针对“9月21”事件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积极做好“9月21”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后续工作。12月20日，由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的省工作组进驻汕尾陆丰，调查处置乌坎事件，尽快恢复乌坎法治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2012年1月15日，乌坎村党总支部和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成立，民选代表林祖銮任乌坎村总支书记，以配合广东省工作组落实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案情的分析 　　乌坎事件导火索是选举问题，实际上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村民积怨已深的政府土地征收与补偿不足问题。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3200亩土地陆续被政府贩卖，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当地居民屡次上访无果， 2011年9月仅存的一块土地被卖给地产开发商，激发当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22日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骚乱。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常规媒体完全没有“关于乌坎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国境内的互联网，以关键字“乌坎”、“薛锦波”和“陆丰”等关键字，于各大入口网站查询微博和相关网页已全面封锁，只会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个结果，相关报道与消息只能见于中国境外媒体。这从反面反映了乌坎事件中政府权力滥用、违法违规操作实有存在。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此案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权力需要法律制约。而法律的产生和权力的产生都和国家有关，所以二者必然因为都服务于国家而相互联系。 　　一、法律与国家的关系 　　法律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密不可分。国家产生于 16世纪，由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在其《君主论》的开首部分第一次使用国家一词 。在中国，约公元前21世纪，传说夏禹改变禅让的传统，将首领的地位传给其子启，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诞生。在这个时期，稳定的国家政权开始形成。 人类历史关于法律的最早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那个时代的法律条文写在纸草上或皮革上因不好保存而未流传下来。 在中国，原始社末期，已经产生了各种法律具体内容的雏形，有的是比较完备的规范法，将原始习惯转化为法律。 根据我国建国以来对法律的主流观点，法律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强制性规范。因此法律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国家由一个一个的个体，即人组成，在这个共同体内，大家共同服从由公共强制性法律所规定的外部限制，这个外部限制即是法律。根据康德的说法，对所有人来说，首要的责任就是联合起来进入法律状态。 同时，“国家是由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 国家制定法律，同时，国家又必须服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法治”国家，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权力与国家的关系 　　关于权力来源，有影响力的说法有暴力说、天赋神权说、君主说、经济决定说等。 暴力说认为，权力是以强凛弱，弱肉强食，用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