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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块“生态碑”的习惯法解读 　　一、三块“生态碑”的内容 　　(一)封山碑 　　在浙江省开化县的青联村口的南山脚下有一块立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封山碑。该封山碑的全文如下：“立禁约三十都青山庄，缘本村南山聚族杂木遮护水口，近年以来屡次偷砍。为此，会同众等商议，重申严禁。不许大小登山砍柴，割草挖根。自禁之后，丫枝毛草不许拔剃，永远保留。如有犯者，公议罚款一千文，存众公用，倘不遵罚，禀官判处，决不徇私。为此勒石示禁。” 　　可见，禁山碑的议定是因人们偷砍山林而起;经过村民的集体民主商议后，青山庄(即今青联村)的人们订立了石碑上的环保习惯法，并附有相当严厉的罚则(直至送官惩处)。对于违犯封山碑上的环保习惯法的，村民将对其进行罚款、送官处理等。必要时，违约者将被罚杀猪请全村人“吃封山饭”。 　　(二)禁捕鱼碑 　　同样是在开化县的霞山乡岩潭村的村头河边，有一块立于清光绪年十一年(1855)年的“禁捕鱼碑”。禁碑的题头是：“补用直隶特授浙江衢州府开化县正堂加七级随带加五级记录十四次徐为。”正文为：“……九都岩潭庄民余可泰……等禀称，庄内溪河，上自碓坝起下至碓坝止，于咸丰年间，合庄公同议禁，毋许捕捉鱼鳞。迄今人心不古，近年来，或本村或邻村三五成群，非网即钗，常在该河内捉害，伊等目击不忍，请遵照前禁界址之叩示禁等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示严禁。……此示仰该都附近居民人等知悉：所有岩潭庄，上自碓坝下自碓坝止一带河内鱼鳞，既经公议，永远禁捕，公等务各遵照，公禁界址毋得仍前往捕，自示之后，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从碑文内容可知，早在咸丰年间，全村就议定禁止在村头河中捕鱼，但是到光绪年间，有人竟然公然违反该禁约。为了强化该禁约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一些村民请求官方下“告示”，重申咸丰年间所立禁碑的法律效力。 　　(三)禁采矿碑 　　在浙江省开化县的塘坞乡富川村，有一座距今438年的“禁采矿碑”。该禁碑立于明嘉靖四十五年五月一日(1566年)，全文如下：“钦差总督军门示：访得流劫婺源等处强贼，俱系各矿场哨，聚奸徒贻害三省非一日矣，已经题奉钦依调兵剿灭，将各山矿场严加封禁外，今后有违禁潜入挖掘者，许经过及地方保甲人等拿解，如人众，即报官发兵追剿，若容隐接济者，地方保甲人等照军法一体重究不恕，故示。” 　　从碑文内容可知，事情起因于外地盗贼偷采、抢劫和破坏矿场，官府为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和地方安宁，于是就立碑封禁矿场，严禁盗采。 　　二、三块“生态碑”法律意义 　　在近年来的民间习惯法调查中，人们发现，不论是在民族地区，还是在汉族地区，民间习惯法上存在大量有关于环保法方面的规定，并且大都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规定。例如广西金秀大瑶山就有关于钓鱼期、撵鱼期、禁止毒鱼网鱼的规定。在壮族地区，捕鱼也禁止用毒药捕杀。又如，苗族榔约中有禁止烧坡、烧岭、烧谷的规定，有禁止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捕捉幼鸟的规定。在彝族习惯法中，也有相当部分也是关于自然资源，如土地、森林、动物等方面的保护的。湘西土家族的一些村规民约也大都涉及到封山育林、水井维护等方面的习惯法规定。现在，民俗学家在浙江开化县这个传统汉民族聚居地，也发现了有关环保习惯法的方面的碑刻。可以说，环保习惯法的存在，已经成为各地方法制的一个客观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通过考察上述三块“生态碑”以及其它类似“生态碑”的环保习惯法的内容，我们发现了以下五条定律： 　　定律一：环保习惯法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 　　遍观各地的环保习惯法，我们注意到，大体而言，农牧民族重视对农田、草原、水源的保护。例如藏区牧民将草原划分为冬夏两季，或者冬、夏、春秋三季，或者春、夏、秋、冬四季，根据环保习惯法进行轮休，按时转换草场。 　　狩猎民族重视对山川湖海的保护。例如云贵川地区的少数民族对山地和森林怀有特殊的感情，对森林和树木的保护在他们的环保习惯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山林的看护，是居山民族共通的习惯法义务。选举山林监管人、巡山员，一整套的习惯法规范和程序比国家森林法上的类似规定还要周到。 　　对山的崇拜是任何近山的民族的通用习俗。由山的崇拜衍化出“山神”之类的禁忌。几乎各民族都有在神山上狩猎、伐木、掘土、放火、取石、放炮的禁忌。例如，青联村的村民认为南山是他们的水口山、风水山，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有采伐。富川村的人们自来就称村东头的山为“风水山”，山中的神灵不许人们开采山上的矿产，所以就经常降灾于偷采矿山的人。与此相类似的是，蒙古族甚至认为不能对神山指指点点，否则山神会降灾于人。又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在佛教和多神论观念的支配下，将一些古树名木当作“神树”，将一些名山当作“龙山”，禁止人们砍神树伐龙山。 　　可以说，对地神、山神和神山、灵山、奇山的尊奉和禁忌正好转化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尤其是那些依靠山的出产而生存，或者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