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在审判活动中的应用——.doc

法律解释在审判活动中的应用 —以“两性人”案为例 【摘要】 被告人张某以出卖为目的，采用欺骗手段，将“以男性为主的两性人”王某卖与他人为妻，由于其与刑法规定的典型情形不相符合，也即是说“情形”与“规范”并非完全相符，该行为当如何定性呢？这就要求法官应以法律精神为指导，运用法律解释审判案件，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使法律的使用与法律的功能发挥相吻合，保证裁判公正，实现司法公正。本文以该“两性人”案为例，就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应如何具体运用作粗略探讨。 【关键词】 法律解释；应用；反思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以有效地解决由于法律规定不详细、或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等造成司法操作中的困惑，有助于保障法律的正确、公正实施。法官要以法律精神为指导，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审判案件，能动地、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使法律的使用与法律的功能发挥相吻合，保证裁判公正，实现司法公正。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二者所要完成的任务和针对对象不同，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定的涵义进行说明，而法律推理则是在法律论辩中通过运用法律理由，以理服人。前者针对的是法律规定，通过研究法律文本，阐发其意旨，它以理解为前提，受法律文本的限制；后者则不仅针对法律规定，还包括案件事实，通过演绎、归纳和辩证推理等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法律结论。联系在于二者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分割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两者，现就通过“两性人”案来说说两者在审判活动中的具体应用。 “两性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世林（以下简称为张某），男，33岁，农民，1990年9月4日，因涉嫌拐卖人口罪，被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在逃。1999年6月30日被逮捕。 1998年8月23日，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拐卖妇女罪向芦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张某辩称，因受害人不是妇女，自己的行为构成的是拐卖人口罪而非拐卖妇女罪。 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拐卖妇女罪。理由是，被告人张某拐卖的是两性人，不是妇女，也就不是拐卖妇女罪所保护的对象，且张某及其共同案犯竹子刚事前并不知道王某是两性人，其行为也不可能构成其他犯罪；被告人张某虽然实施了拐骗行为，但到后来，受害人王某已转化为自愿行为，犯罪的客观要求不完备。 芦山县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查明：1990年5月12日，被告人张某伙同芦山县仁加乡村民竹子刚（已判刑），以外出旅游为名，邀约被告人张某的女友李某，并通过李某邀约芦山县双石镇西川组“女青年”王某一同外出。四人从芦山县出发，乘汽车、火车到达安徽省利辛县后，张某和竹子刚对王某谎称外出的钱已用完，叫王某到竹子刚的一朋友家暂住几天，他们去其他地方找到钱后再来接王某，并由竹子刚通过其姐夫张登贤介绍，将王某卖与利辛县赵桥乡潭阁村村民谭某为妻，获得赃款1900元，出去路费，张某分得赃款380元。谭某将王某带回家，当晚同居时发现王某有生理缺陷，遂将王某退回竹子刚姐夫家，后王某被送回芦山县。 经芦山县人民医院检查诊断，王某系“以男性为主之两性人”。 芦山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无视国法，以出卖为目的，采用欺骗手段，将王某卖与他人为妻，张某的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拐卖妇女罪，虽事后经检查王某为两性人，但被告人拐卖时并不知情，仍视作妇女拐卖，属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本案中并不影响其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第1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之规定，于1999年10月28日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某犯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宣判后，张某没有上诉，检查机关也没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之独特性在于犯罪对象”是以男性为主的两性人“由于其与刑法规定的典型情形不相符合，即事实与规范并非完全相符，这就需要法官以法律精神为指导，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审判案件，能动地、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使法律的使用与法律的功能发挥相吻合，保证裁判公正，实现司法公正。 本案的相关问题 第一，关于本案应否追诉？张某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是1990年，但由于其逃跑，提起公诉时距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已过9年，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为1年零6个月，这就存在一个是否该追诉的问题，即张某的行为是否还受刑法的调整，这是法官思考本案的前提性问题。如果单单依照刑法第87条来看，张某的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法院就不再受理该案，但如果考虑到第88条的但书条款，即“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审判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情形则有所不同。就本案而言，张某的犯罪行为并未过追诉时效，因为根据刑法第88条的但书条款，张某是在被批准逮捕后在逃的，所以未过追诉时效。在这里法官运用了形式法律推理。所谓形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