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向消费者倾斜救济制度势在必行.docVIP

建立向消费者倾斜救济制度势在必行 　　摘要：由于信息不对称，相对于卖方而言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我们可以从法律制度设置上采取最为可行的方式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消费权利。应当建立向消费者倾斜的消费维权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保护。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应当给予消费者更多的便利和优惠，降低维权成本，方便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有效维权。 　　关键词：平等保护 维权成本 倾斜制度 　　目前在我国消费侵权事件频发。从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群体的弱势地位难以改变。以往平等的当事人保护制度显然需要倾斜化改造，改革消费纠纷救济机制的重点是便利消费者维权，建立向消费者倾斜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平等救济制度在消费救济中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目前的消费救济手段过于繁琐，维权成本过高，对弱势群体没有构成法律上的补差，平等的保护手段造就了事实上的不平衡。而消费者的维权本身具有保护消费公益的特质，理应受到程序方面的礼遇和支持。 　　当消费者遇到消费问题时， 首先想到的是和经营者沟通， 试图快速解决问题。但强制性和效力上的不足是所有非诉讼解决机制的重大缺陷， 消费者自己去企业沟通最终结果多数情况下不尽理想。有些消费者也寻求消费者协会帮助， 鉴于消费者协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威信， 有时经营者会认真对待此类调解， 进而与消费者达成和解， 但一旦经营者或消费者反悔， 调解便会失去意义。 　　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也是目前的解决手段之一。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处罚权使得经营企业比较畏惧，这对抑制企业违规经营起到积极作用。但行政部门仅有行政处罚权， 仅靠行政机关的处罚手段， 消费者可能无法获得经济补偿。如果消费者更在意经营者是否受到处罚， 或许还可以接受这种方式， 但如果想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 这种方式显然问题很大。有学者就指出， 自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产业化、都市化使得大量的社会问题涌现出来， 导致政府日益从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福利国”角色。国家职能的转变导致西方“三权分立”体制的变化，行政机关不仅被授权???享了部分立法权， 而且分享了部分司法权。①但笔者认为我国目前还不是赋予消费行政裁决权的时候，我国行政机关行政权过于强大， 对行政强权应当限制和约束， 行政权也不应当侵蚀司法领地。近些年来的各项立法及法律修改都是在对行政权力加以限制， 防止行政权利的过度膨胀， 因此在消费领域建立行政裁决还需商榷。 　　商事仲裁和民事诉讼成为了消费者的最后选择，但是由于手段的复杂和繁琐，这两个强而有效的救济方式使用者却甚少，这和程序不符合普通消费者需求有密切关系。如果是较大的利益纷争，如房产、汽车这类价格高昂的商品，消费者值得冒险博弈，因为补偿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投诉中的成本流失；而如果是小额纠纷消费者则没有这个底气和信心。专业解决消费者仲裁的制度设计势在必行，目前多地已有些改革尝试，但面临着无统一的法律制度的尴尬，因而效果也就大打折扣。而最直接的维权渠道是民事诉讼， 但实践中消费者选择诉讼解决的方式最少，究其原因是普通的诉讼制度对消费纠纷并不十分适合。目前的民事诉讼并未顾及到消费诉讼的特别之处， 特别是集团、团体诉讼机制和消费公益诉讼并没有有效开展。 　　总体来讲，目前的保护制度着眼点仍是传统的平等保护理念，也因此造就了消费者更为弱势的地位，消费保障程序的倾斜性设计势在必行。 　　二、建立向消费者倾斜的新救济制度 　　（一）赋予民间消费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具有快速、简洁和维权费用低廉的特点。2011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为消费纠纷的调解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我国化解民间矛盾的非诉讼的有效方式。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民间调解方式，以往常常用来调解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伤害纠纷。但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纠纷的种类和名目也日益繁多起来，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人民调解逐渐向环境纠纷、拆迁安置、消费纠纷领域扩展。但以往的人民调解由于法律效力问题使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往往几经谈判达成的协议，由于对方当事人的诚信缺乏经常成为废纸一张。新的调解法赋予了人民调解更强的法律效力。一是强调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二是要求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三是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有效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②但目前我们还缺乏建立专业的消费纠纷民间调解机构，在机构的设置上确需政府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让机构设置距离普通消费者更近些。 　　（二）建立消费民间仲裁专门机构 　　仲裁的法律效力应当是消费者维权的优质选择，目前之所以没有发挥出它的优势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我国仲裁程序本身比较复杂，很多方面参照民事诉讼程序， 没有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