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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能力”内涵及其研究视域 　　“传播力”与“传播能力” 　　由于“能力”本身的复杂性，对于什么是传播能力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学者刘建明这样认为：“传播能力简称传播力，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信息的覆盖范围及影响效果，影响效果是媒介传播力的主要表征，技术手段是传播力的决定性因素”。①在这一定义中，作者认为传播能力就是传播力。 　　从中文语境上看，“力”是物理学上常用的术语，指的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能力”则是心理学与管理学上常用的概念，指的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并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从字面上看，“传播力”是传播的力度或力量，语义更多侧重在传播的外向作用与影响；“传播能力”则是顺利完成某一传播活动所必须的主观条件，语义上更多侧重在传播主体的内在要素与素质上。可见，传播能力是传播力的内在核心与基础，传播力则应是传播能力的外向效果与显现。 　　在CNKI期刊网中，笔者分别以“传播能力”与“传播力”为检索词，不设发表时间，对篇名进行精确搜索，结果是：篇名中含有“传播能力”的文章99篇，含有“传播力”的文章167篇（2011年7月31日统计）。“传播力”的使用频率比“传播能力”的使用频率高。笔者仔细分析这些文章发现，作者们在对“传播力”大胆使用的同时基本上都避开了对其进行谨慎的解释。文章中的“传播力”要么等同于“影响力”，要么是“传播效果”的另用，要么就是“传播力量”的简称，更多的则是跟“传播能力”混用，不做区别。而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以“传播力”命名的著作《传播力——企业传媒攻略》，对“传播力”的释义是：“传播力就是竞争力，传播力是一种为企业造势传播的能力，一种‘霸占’注意力、抢占制高点的传播技巧。”②其使用上的“混乱”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传播力应该是传播者信息外扩的能力、力度及效果的统称，其内涵包括传播的能力、传播的力量与传播的效果三个层次与指向，传播能力产生传播力量，传播力量带来传播效果，传播能力是传播力的基础与核心，传播力量是传播力的外在表现，传播效果是传播力的结果与影响。一些学者在使用“传播力”一词时，对其内涵的三个层次往往都有所偏向，形成了传播力研究的三个指向，即指向传播能力的传播力、指向传播力度的传播力、指向传播效果的传播力。但传播力的本质与核心仍是传播能力，传播力提升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传播能力的提升。 　　传播能力的内涵与定义 　　自古以来，从修辞学到社会科学，不同的领域向传播能力的研究注入了许多可用的东西，使“传播能力”的内涵日益丰富。 　　首先，传播能力是传播的技巧与策略。最早对传播“能力”产生兴趣的是修辞学家。在亚里士多德建立真正的修辞学之前，古希腊西西里岛上的诡辩学家，已开始巧妙地使用说服手段。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艺术》可以认为是西方最早探讨与研究传播能力的著作，他要求，一个讲演者要拥有美德、善意和讲话人的可信性，而且还要有好的理解力、判断力与技巧策略才行。“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提出‘能力’的问题，但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修辞思想已跃出劝服技巧本身，向对人的建造，一个携带能力的传播者方面转变了。”③ 　　其次，传播能力是一种有效的传播。18、19世纪以后，人们对修辞的兴趣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修辞学也开始转向关注“有效传播的能力问题”，其目标在于促进健康和积极的人际关系。④如英国修辞学开始注重听众的心理因素，研究从演讲的内容具体到声音、手势和姿态，促使演讲者运用这些“无声的能力”，来影响和管理听众。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博希纳、凯利和威耶万等人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理论为基础，认为“有效”是传播能力的基本特点。 　　第三，传播能力在于关系的促进与发展。20世纪后，阿尔特曼和泰勒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对人际关系的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做出一定的自我开放时，常常引发另外一人做出相同水平的自我开放，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双方的个人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如果一方的自我开放未能引起另一人的自我开放，前一方的自我开放趋于受抑制。他们提出的“关系发展”理论解释了人的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人们关系的进展是建立在自我表露的基础上，表露信息的深度与广度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包含了传播行为的互动与关系的发展，传播能力不言而喻是“关系发展”与“社交渗透”，在于对符号的使用、分享、创造和选择以更好地回应他人。 　　第四，传播能力的主题是控制、适当与合作。大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人们除了更多地接受传播环境飞速变化的挑战外，还要在接受具体的人及人际事物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能力”来。“传播能力”的问题变得和人类传播技术的进步一样突出。“传播能力”也进入了传播学者们的研究范围，产生了诸多定义。美国传播学者帕克斯研究发现，尽管传播能力的定义繁多，但不同定义间却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