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朝对于士人驯化.docVIP

“康雍乾”三朝对于士人驯化 　　1. 令人齿冷的文士学者 　　戊戌变法之时，支持新法，第一个主张穿西服，用洋服代替长袍马褂的陕西进士李岳瑞在他的笔记《悔逸斋笔乘》中讲了一个故事： 　　曩读武英殿本《廿四史》，惟《史》、《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窃怪当日特颁内帑，设立书局，将已刊成定本，传示万世，而校勘诸臣，何以疏忽如此？其后乃知别有原因，并非无意为之。盖校勘虽属馆臣，而督工监印，皆内务府司员为之，此辈与内监奄竖关系至为亲密，照例一卷刊成，先以样本进呈御览。几余展阅，偶见一二误字，必以丹毫记出，并降旨申斥馆臣。然虽降旨申斥，而上心则颇沾沾自喜。盖当时馆阁诸臣，皆海内名流，一时博雅之彦，然犹学识有所不及，必待御笔为之改正，是则圣学渊深，诚非臣工所仰企。故每经校出书中讹字，则是日宸衷悦豫。近侍虽有小过，亦不至于被谴。此曹乃授意内府诸员，故意多刊讹字，以待御笔举正。然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披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君主专制时代，左右贽御之侧媚乃至如此，是真不可思议者已！ 　　这个故事活画出乾隆盛世时代高级文士学者的灵魂。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二十四史”这部书是清乾隆皇帝定下来的，命令“四库”馆臣校订，并由武英殿（朝廷书局设于此）刊刻，就成了著名的“殿版”《二十四史》。后来清末的同文书局又有石印影本。四十多年前我还买过同文影印的《汉书》《后汉书》。的确像李岳瑞所说前“四史”还是“校勘无愧精审”，后面的则是错讹连篇。难道是四库馆臣的疏忽吗？不是。这是四库馆臣、内务府司员、太监共同表演的取悦皇帝的一个举措。故意留下些易被看出的错误，留待喜欢校书的乾隆看到标出，再对“馆臣”的“不学”加以“降旨申斥”，从而龙心大悦，觉得自己的学问也是“天下第一”（胡乔木写了旧体诗词请毛主席改，弄得老人家睡不好觉，遭江青怒斥。取悦之道相近）。如果皇帝没有校订，或校订了，没有校订出来，那么这个错误便永远留存了下来，因为经过“御览”，谁也不能更动了。不仅《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也有这个问题。四库馆臣大都是“海内名流，一时博雅之彦”，学问都是当时一流的，但其行事却奉行着比孟子所斥责的“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更低一等的奴才之道。难道这不是文士学者耻辱？谁把一代文人学者弄成了这个样子！孔孟会承认这样的后继者？ 　　儒家是个有政治理想，有确定理念，有使命感的学派，因此儒家创始者和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非常注重儒者个人品质。曾子就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把弘扬儒学视为“天降大任”，把真正儒者视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虽然后世的皇权专制时时挫抑着士大夫的独立品格，但历代正直的儒者还是非常注重独立人格保持的，明万历间首辅王锡爵曾对其下属司员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而顾宪成站在民间立场反驳他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东林始末》） 　　到了清代士人的心态变了，骨鲠之士越来越稀缺，争着做奴才的却大有人在。本来清朝传统是满洲和旗人向皇帝称奴才，汉人称臣。乾隆间有的汉人上奏章也称奴才，显着与皇帝亲近。乾隆为此降旨说，臣仆和奴才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称奴才，我对你近一些，照顾一些；也不会因为称臣我就对你疏远一些。乾隆说这些话时，其内心大约充满了主子对一味取媚于上的奴才的鄙视。 　　文人士大夫是逐渐演变的，它首先归功于康雍乾三朝皇帝，是这三位对汉族文人士大夫这个阶层不断驯化的结果，而且驯化留下的轨迹，尚依稀可见。 　　2. 给足面子与不忘时时敲打 　　――似乎有些温和的康熙 　　自刘大年的《论康熙》发表以来对于康熙越来越得到全面肯定。金庸《鹿鼎记》似乎在表彰游民韦小宝，实际上是歌颂康熙。金庸先生是从正面意义肯定这对英雄与英主的，其实从负面来看暴君与暴民也是一体两面。 　　不过重读清史还是觉得康熙比雍正、乾隆可爱一些。康熙有首诗《静坐读书自喻》其序云： 　　朕在畅春园，万几之暇，季冬寒甚，连日风雪，静坐读书。自限文韵，偶成二十韵自喻朕原本无学，不过经书成语，堆积成句。卿等皆老学素望，朕所深知。其中韵脚不当，平仄不和，典故不稳，联句不雅者，即速改正，或成一篇，亦未可知。 　　在康雍乾三帝之中如此虚怀谦冲的，大约只有康熙能做到。有人说康熙继位时不到八岁，他自称“原本无学”是事实。可是康熙写这首诗时已经四十九岁了，那时已经是一把年纪了，经历了无数政治风云的康熙仍能作出小学生的姿态还是不容易的。 　　康熙对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态度，第一是给足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