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异端”色彩评析.docVIP

《史记》“异端”色彩评析 　　摘 要： 在汉代经学标准下，《史记》的确有许多不合圣贤之道的地方。作者结合《史记》在古代文论中所受到的“异端”批评进行辨析，探寻在“大一统”背景下，其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混融又砥砺的过程，揭示其超越于时代又引领传统的卓越价值。 　　关键词： 《史记》 “异端” 经学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崇敬地夸赞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时不会想到，历经千年的大浪淘沙，自己也成为令人景仰的高山和指引后人的大道。但是，自汉代开始，《史记》就不断被指斥为异端：“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三国魏明帝评价：“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三国志·王肃传》）更是简单地理解《史记》的创作目的是公报私仇、泄一己之愤。“异”总是相对于“同”而言，汉代“同”的标准就是经过了改造的儒家“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准绳，代表着正统；其对立面就是异端，意味着价值否定与不屑。《史记》对人对事的评判标准、是非观念都有不同于儒家圣人和经典之处，理所当然就被视为“异端”。 　　《史记》究竟有什么“谬于圣人”的地方令人如此切齿痛恨？从满是鄙夷和斥责的“异端”的评价，到充满战斗精神的“反传统”的肯定，都令人反诘，它真的与“传统”不合，与“正统”不合？ 　　一、“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对“天道”的怀疑批判 　　汉代哲学的核心之一，是对“天人关系”的探讨。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深刻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学术思想走向等社会文化的发展。司马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史记》中有不少“天人感应”的描述，如：“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史记》，以下书、世家、列传、自序均出自《史记》，不另注）社会的治乱能为天所感，把星象变化与人事社会密切相连，明显继承了君权神授的天命论思想。 　　但是，司马迁也能够超越社会主流思想，对天命论进行大胆的怀疑、否定和批判：“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伯夷列传》）敢于质疑和超越官方哲学的司马迁并不孤独。西汉后期，谶纬学说大兴于世，“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文心雕龙·正纬》），于是“非圣无法”（《后汉书·桓谭传》）的桓谭，“疾虚妄”（《论衡·佚文篇》）的王充，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后汉书·张衡传》）的张衡等都对这种封建迷信思想进行了大胆、尖锐的评判。东汉末期，思想渐渐解放，王符、仲长统等思想家对黑暗社会和错误思想的批判就更为大胆和深刻。王符提出：“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潜夫论》）仲长统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群书治要》引）都可看到司马迁的影响。 　　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并非汉代人始创。西周以前，对“天”的观念是绝对服从、信任；西周时产生“敬天保民”思想，人的地位开始提高；春秋战国时，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近”（《左传·昭公十八年》），对人事更加重视；荀子更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人得以解放，在自然规律前提下，可利用天为自己服务。可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与人紧密联系，但认识的总体趋向是天人相分，人为主体。到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其实是对春秋战国已经形成的天人相分观念的倒退。所以司马迁对于天道的质疑和批判，虽然在当时离经叛道，但并非异端，不过是以史官的真知灼见，重建了先秦的民本思想，更对于廓清汉代的神学迷雾，开启之后思想解放、个性独立的魏晋时代，影响深远。 　　二、“先黄老而后六经”——对儒道的兼收并蓄 　　“先黄老而后六经”是《汉书》中批评司马迁没有充分尊重儒学的正统地位，却看重道家思想。批评来自《太史公自序》中赞同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观点：“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批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气力却少见功效，是因为“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以儒家六艺为法式，加上大量解释性文字，几代人也不能弄通其学问，毕生也不能穷究其礼仪，难以遵从。但提到道家时却褒扬有加：“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称赞其行动合乎“道”，能使万物丰足，撮取众家之精要，顺应时势发展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大。可见司马迁对儒道两家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