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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主流性与传播特点 　　【摘要】中原河洛文化在中国诸多区域文化当中具有主流性和辐射力，儒家学说是其内在核心。洛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传播辐射表现形式，但都体现出主流性、包容性和辐射力等特点。究史鉴今，对于今天繁荣与传播中原文化，增强中原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洛学；主流性；包容性；辐射力 　　 　　自古以来，在华夏文化话语系统中，河洛地区始终被认为居于“天下”之中，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1]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儒学源头和后世流变几乎均在河洛地区展开，可以说，河洛文化自始就与儒学同质同构，河洛地区的文化演变与华夏文化主流演变同步。河洛地区一系列古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尤其是属于夏代中晚期固定的都城遗址的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也为华夏文明找到了源头。后来十数个王朝在河洛地区建立大一统政权，使得这一地区长期成为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不为都蓟即为重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文化一定时期内实际上就是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一开始就占据了华夏文化的主流地位。 　　中原文化孕育洛学的产生 　　洛学为北宋中期程颐、程颢兄弟所创立。因其居住于洛阳伊川，一生主要学术和政治活动均在西京洛阳，所以人们把他们的学术思想称为“洛学”。洛学的出现既有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有儒学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 　　唐宋之间，中国历史出现了五代十国这一段军阀割据、战乱纷争的分裂局面。伴随“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乱象的，是伦理纲常的败坏和宗法制度的废弃。手握重兵弑君夺权，文人士大夫“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3]。作为道德力量，儒学越来越没有感召力和约束力；作为思想学说，急需除旧立新，继往开来。 　　儒学本身在秦汉以后日渐衰微的状况令儒学后人痛心疾首。早在唐朝中期，柳宗元、韩愈就通过发起“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极力倡导儒学复兴。柳宗元主张“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4]。韩愈通过《原道》一文，论证了儒家的君子之道，批驳了佛教的小人之道，系统阐述了从尧舜禹、商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孟思想学说，并且认为这些正是儒家一以贯之的道统。通过《原性》一文，韩愈论述了性与情、善与恶的关系。韩愈门生李翱写了《复性书》，论述了性善情恶的观点。柳宗元、韩愈、李翱关于道统、性情、善恶的观点开了“洛学”的先河。 　　北宋建立以后，首都为开封，洛阳为西京，河洛处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有宋一代始终保持宽松的文化环境和优待知识阶层的政策，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行。印刷术的发明，儒学典籍得以大量刊行，儒家经书“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5]。而“宋初三先生”、欧阳修、范仲淹等时代知识精英畅言改革、怀疑经传、自由解经、重新研讨儒学典籍的治学思想，以及庆历年间“学统四起”的现象，也表现出富于忧患意识的学者复兴儒学的内在精神追求。 　　宋朝建立以后，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北宋统治者开始提倡儒家思想，抬高孔子地位。宋太祖、宋太宗曾亲自到国子监祭祀或拜谒文宣王，太祖将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作为定例。太宗恢复了孔氏后人免赋役的特权。宋真宗也于封禅泰山途中到曲阜拜谒孔墓。真宗甚至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太祖请王昭素在殿上讲《易经》，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宋仁宗在位期间的宰相多为儒学门生。表现出统治阶级重新建立一套适应并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理论体系的急切呼唤。 　　中原文化传播的主流性：洛学的“宗儒”地位 　　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阶段性表现，在宋代文化中起主导作用，而洛学则是理学最重要的流派。所以洛学的“宗儒”是显而易见的。 　　在洛学学派看来：“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6]就是说古代的学问是统一的，而现代的学问却分裂为三派。其中“文章之学”批判唐代文化偏重诗词歌赋，“训诂之学”批判汉儒治学只能寻章摘句，注经作传。只有二程自许的“儒者之学”才是学问正途，代表道学正统。程颐又将沉溺于“文章”、“训诂”和流于“异端”并称为“学者三弊”，“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6]，认为只有剔除这三弊，才能回归儒学正途。洛学之所以旗帜鲜明地排斥训诂之学与文章之学，并非认为汉代经学、唐代诗赋造诣不够精湛。而是因为在二程看来，恰恰是汉代经学和唐代诗赋成就卓著，盛极一时，而导致偏入旁门，离开了孔孟学说之本意。程颐明确认为汉唐以来千百年间没有“真儒”产生，儒学正道没有得到传承。他们把传统儒学视为“圣人之学”，表明愿意以继承发扬孔孟所创立的传统儒学之道为己任，传“圣人之学”而实现天下“善治”的人生追求。 　　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