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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对经济增长效应机制分析 　　摘要 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机理、效应机制进行阐述,分别从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空间配置对提高要素利用效率的微观机制,及传统经济学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的宏观层面――产业结构、就业和居民收入来讨论空间重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发展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对城市重构效应的经济学解释,丰富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体系。分析表明:①城市空间集中和分异是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②土地利用和分配过程导致城市地域分异,而城市空间增长的区位形态决定土地功能结构,土地价值空间分布也相应发生变化;③生产空间再造引起的劳动力地域重组是引发城市重构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区位过程应遵循效用平衡条件,避免空间失配造成的效率损失;④每一轮城市扩展都将带来居民收入的提升,城市重构应为低收入居民在居住空间上预留适当位置和配置合理资源。 　　关键词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经济增长;微观机制;宏观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087-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15 　　 　　城市空间重构表现为城市空间增量的拓展和存量的更新与重组,它通过改变城市用地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并直接作用于经济要素空间布局的区位、方式和形态,在增长区域实现要素最优配置,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传统空间经济理论研究中,经济增长一直被作为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机制来探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聚集经济下城市的增长路径以及对以土地利用、人口和就业分布为特征的城市形态演变的测度,空间重构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用研究却是一个鲜有述及的主题。中国城市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空间重组,这个过程中,城市形态演变、空间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都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推动或制约,城市空间重构面临如何高效集约地利用空间资源,如何把握重构的规模、方向、时序等选择性问题,这些都是在服务城市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亟需在规划、管理理念方面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使得这一研究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理论界早期对于城市的研究是分别从空间??经济两个方面展开的。在已有成果体系中,空间结构理论很早便建立起来,而且已经相当成熟。但是早期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却往往暗含抽象掉空间影响的假定,这是因为“空间经济两个最重要的特征――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形式)和生产与消费中的递增收益(本地公共财货)在标准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w)一般均衡模型中双双被抽象掉了”[1],而“只有当运输成本与可变的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同时具备时才可能存在着某种在经验上有意义的区位均衡”[2]。 　　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发生的大规模城市郊区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城市形态、演变?趋势、?动力机制、蔓延的影响后果以及精明增长(Smart Growth)对策等研 究[3-6]。时至今日,西方对于城市空间经济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取得显著成果,并区分为两大体系:第一,以阿伦索土地竞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首先在经济领域引入空间变量,探讨自由竞争条件下最低成本的区位均衡;第二,城市增长理论――分析空间聚集效应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典型理论,主要有三类:一是高弘宫尾[7]采用动态分析考察城市经济空间的稳定性与动态过程;二类贝克曼在劳动分工基础上有关聚集经济作用下城市经济增长规模和影响范围的理论分析;三是以鲍莫尔累积非均衡增长模型为代表,分析空间聚集的经济效果给城市增长带来的累积式影响。 　　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历代经济转型时期,在其演变阶段、市场化程度、制度基 础等许多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关注城市空间扩展的内涵、特征、机理描 述以及扩展对城郊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对城市形态和空间扩展的定量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这其中,单一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及机理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地理学关注的重点[8-13],而李强、杨开忠在“单中心”城市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规制变量构建北京城市蔓延的城市经济学模型,进而解释转型时期北京“摊大饼”蔓延的原因[14],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空间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具体实践分析的有效范例。最近十年,中国城市的空间重组在全球化和新经济条件的大背景下,以传统城市核心区向边缘区的人口扩散和就业转移为主要特征,原有计划体制下构筑的城市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和束缚性也日益凸显,城市空间结构震荡的规律性、周期性问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关注,代表性研究是顾朝林等[15]将资本、土 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城市外部环境,从集聚与扩散角度对我国城市生产空间、劳动力市场和居住空间的联系进行探讨。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