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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基层社会中乡村“混混”及其治理 　　 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乡村社会运作的逻辑从传统的以人情、舆论为基础转变为靠金钱、权势为支撑，乡村”混混”这一群体开始卷土重来，成为影响乡村秩序的重要角色并成为法社会学界普遍关注并研究的一个特殊群体。以山东半岛某村庄的“混混”为例，试图阐释乡村“混混”存在的原因及其在基层社会运作中的利弊，并论证乡村“混混”限制与治理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乡村“混混”；基层社会；宗族观念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22-02 　　 　　 当前，山东半岛的传统农业区较以前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耕作及生活方式逐步革新，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国家政策的引导让因土地改革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城乡二元化的发展结构被彻底打破，一些被称为“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闲杂村民在村里的负面作用开始凸显，他们从最初的强取豪夺、鱼肉乡民发展到现在的侵占、买卖土地，开办地下赌场，或一夜暴富或铃铛入狱。他们虽然不懂地里的农活，但也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活并且对吃喝玩乐样样精通，我们姑且把这个特殊群体称为乡村“混混”。 　　 一、乡村“混混”卷土重来的原因 　　 可以明确的是，乡村“混混”并不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在一个有几千年剥削历史的农业大国，乡村“混混”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建国后的一系列集体化改革，特别是土地的高度国有化让这一寄生他人、不劳而获的群体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正如黄海老师所说的，国家力量一竿子插到底在“消灭社会”的同时也消灭了“混混”，在以往灌输与动员的强制性权力的强力运行当中，对乡村服务与治理的基础性权力也随之得以强化，这种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使得乡村“混混”自然的失去了发展的空间[1]。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开始弱化，国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开始弱化，乡民参与市场的自主权大大加强。农村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土地的经营方式开始转变，乡村“混混”开始介入土地流转的运作乃至买卖中去，乡村“混混”在改革的洪潮中找到了生存的支撑，一种新的变???的剥削方式让这一群体卷土重来。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地房地产开发商雇佣“混混”对征地时产生的“钉子户”进行恐吓甚至殴打，这给“混混”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另外，乡村中传统的宗族观念有所加强，也是“混混”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文革”中被烧毁的祖宗牌位重新竖立起来，那些被红色干部强行烧毁的族谱、家谱也在近几年开始了新的续写。绝大部分宗祠在最近十年里全面重建，宗祠里的集体活动很多也恢复举行[2]。家族观念的加强让同性的“家”和“族”的联系再次加强，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家人”的情感内涵并处处以“自家人”自居。这一方面，在困难来临时每个人都有家族作为依靠，从而大大降低了克服困难的难度，另一方面，以家族为单位参与乡村生活与治理可以让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体得到更多实惠与好处。当乡村的宗族观念空前强化时，这种以同姓为背景的族群俨然成为乡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可以参与或干预乡村的秩序，特别是选举秩序以此强化自己的利益概念。而前面提到乡村社会的价值判断开始向金钱和权势倾斜，这势必会让家族的认同感和利益取得除了靠祭祀等传统活动维系外，也要靠硬实力加以支撑以此震慑外人，乡村“混混”作为乡村社会暴力的主要持有者便承担了这一角色，家族中的“混混”靠暴力保护了家族的利益从而加深了家族成员对家族概念和自家“混混”的认同感，当家族概念和“混混”相互连结时，“混混”的生存也就略显合理。 　　 二、乡村“混混”参与基层社会运作的利弊分析 　　 乡村“混混”参与乡村运转的最直接途径便是参与乡民的纠纷解决。乡土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和排外性让司法很难在农村的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前面提到的家族基于自家利益对“混混”存在的认可和乡土价值观念的转变让传统的农村秩序和舆论失去了对“混混”的约束与规制，当舆论的压力不足以对抗这些“混混”时，农村的纠纷解决便给了乡村“混混”施展自己的空间。该村村民李强（化名）承包邻村王某家口粮田一亩作为自己纺织厂厂房建设用地，双方签订合同后李强交给王某定金5万元。但此后王某一直以钱太少为由拒绝交地，李强的儿子是乡镇的一个”混混”，在此地稍有名气，他纠结十余名“混混”把王某家新房子的围墙推倒并恐吓王某再不交地便要拆掉他家的房子，王某听闻后，害怕之余便把地交给李强。 　　 笔者调研时曾问李强为什么不通过法院解决此事，他的的回答是，口粮田建厂房政府不会同意，找法院不会有用并且还可能让自己损失更大。诚然，王某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但是，这种以“混混”和暴力为依托的纠纷解决方式应该受到抵制与谴责。然而村庄对于本土“混混”的抵制显得苍白无力，我们也听到一些对此事持否定态度的村民对此做出的种种评价，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