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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新闻报道中媒介审判分析 　　犯罪新闻报道的话题主要是“警察和安全、司法、腐败和恐怖主义，以及个人犯罪，而且包括对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报道：街头犯罪、恐怖主义、腐败、毒品以及经济犯罪”这类新闻题材由于现场感和纪实性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或者迎合了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和收视欲望。所以，犯罪新闻报道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率、收视率和点击率。 　　一、犯罪行为报道中的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最初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在法庭判决前对案情做出判决，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期或胜诉、败诉等结论的现象。 　　例如：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某，因涉嫌受贿90万余元和9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此事一出，媒体再度掀起了讨伐“女贪官”的高潮。在未经司法机关证实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将许多未经核实的所谓“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并被众多都市类媒体和网站转载，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赴安徽阜阳、安庆调查采访后，证实这又是一起无确凿证据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 　　这一事件揭示出一些媒体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媒介审判”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媒介审判”的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涉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它对于建设有序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对于司法部门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做定性、定罪或偏袒的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应该与司法程序一致。 　　二、犯罪新闻报道中媒介审判的“负效应” 　　（一）我国的政治、司法制度使司法人员难以摆脱“沉默的螺旋”。司法制度上，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法院任期制，各级法官职位流动性大，与西方法官终身制不同，人民法院的法官受到行政制约难以独立审判。当“沉默的螺旋”形成时，法官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谁也不愿意站在风口浪尖上去维护法律的独立与尊严，而屈服于媒介呈现的所谓“民意”，或者敢于维护，却受到作为人民意志代表的立法机关的极大限制。 　　（二）“知沟”的存在使“媒介???判”屡屡得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过为期几年的数次大规模的普法活动，但这也只是对少数有知识、能力和时间有保障的人的普法，对于那些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他们对法律常识仍是缺失的，随着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也受到了影响，“知沟”这道鸿沟也在不断的加深。这就给“媒介审判”的出现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当报道案件时，真正懂法的人并不会在意媒体浅显的报道，而不懂法的人则乐于关注并接受引导，从而使媒介干预司法独立屡屡得手。 　　（三）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培养分析”功能在公众头脑中留下的“刻板成见”。“培养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大众传媒这种功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并不会为受众所察觉，其最终结果是形成印刻在公众头脑中的“刻板成见”。 　　三、犯罪新闻报道中“媒介审判”的成因分析 　　（一）“媒介审判”是对“新闻自由”的错误理解。所谓“新闻自由”是指宪法第三十五条所确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表现为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但新闻界应该明白，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是宪法原则，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两者都是政府极力维护的，而且要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二）经济利益的驱使。司法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公正相对于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而成为舆论的焦点，这就使得一些媒体竟向去追逐法制报道这个热点，以吸引受众的眼球，提高媒体的发行量或收视率，刺激广告商投放广告的热情，为媒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由于媒体之间相互竞争的加剧，各家媒体都想在时效性、权威性等方面胜人一筹，以求产生轰动效应，这就难免因热炒卖点而忘记自身的职责，形成对司法独立的干预。 　　（三）媒介角色与定位的误读。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人治历史的国家，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希望出现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超凡的判断力能力的清官来维系他们对社会的信心。 　　四、“媒介审判”的对策协商 　　“媒介审判”这道难题，对新闻来说，主要是怎样合理运用舆论监督权。作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其职责也是其权利。媒体要充分认识到舆论监督对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要敢于监督，同时，还要做到善于监督，要真正发挥监督的功能。作为媒介，要防止“媒介审判”现象的产生，应该从以下三点着手： 　　1.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 　　首先新闻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承担的使命，肩负的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作为媒体进行监督，既不是给司法机关当对立面，也不是替上级机关当“信使”，而是要在社会与司法部门之间发挥联系、沟通、疏导、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