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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唱法”几个问题 　　一、“中国唱法”的内涵界定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彭丽媛、宋祖英、谭晶、阎维文、戴玉强、廖昌永等为代表的“跨界唱法”在中国声乐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青睐。这种有别于传统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又融合各自长处与优点的新唱法，人们多冠以“中国唱法”或“新民族唱法”。但到底何谓“中国唱法”，却见仁见智。 　　界定好“中国唱法”这一概念，不能不先搞清何谓“唱法”。作为声乐学的一个重要词汇，顾名思义，唱法是指歌唱的风格和方法。按照专业术语解释，则是语言在音乐旋律上的延长、旋转和变化，也可以说是歌唱行为规则的总称，是歌唱的标准、典范。一般而言，唱法的构成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发声方法或技法，二是语言，三是风格或审美情趣。内涵上的“中国唱法”又如何把握呢？声乐界老前辈的阐述对我们则不无启迪： 　　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在谈到“中国的新声乐艺术”的设想时指出：“它既不同于原民歌、曲艺、戏曲唱法，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美声唱法，它是在深入研究、学习、吸取各种唱法的优点的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一个新的演唱体系”；“它使中国人听来不觉得洋腔洋调，外国人听来有异国风味，它是现代的、中国的、科学的、可以立于世界声乐之林的新声乐”。[1] 　　1996年成立的中国声乐学会在其《章程》中这样定义“中国唱法”：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声乐传统之精华，借鉴了西洋先进歌唱技法及教学手段，以标准普通话、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圆润的语音韵律及中华民族音乐语汇为规格，唱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的、为中国人民审美情趣所欢迎的唱法”。[2] 　　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强调“中国唱法”应是“继承了很多民族的、民间的、戏曲的、曲艺的多元素，而且吸收了很多西洋的东西”；“既要有民族特色，但民族味浓而不土，又有时代气息，与今天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更符合科学的发声方法和要求”。[3] 　　北京师范大学王宝璋教授认为，“中国唱法”是“中西演唱方法的强强结合”，是“古”、“今”、“中”、“外”各种唱法的“混血儿”，是??西声乐艺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中西合璧”的“结晶”。[4] 　　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就提出了“中国唱法”这一概念。他说：“现在有‘白毛女’、‘茶花女’、‘七仙女’三种唱法，这三种唱法终究要走到一起去，会出现一种新的唱法，即中国唱法”。[5] 　　笔者以为，上述表述尽管视角、着力点不同，但基本上都主张“中国唱法”作为一个体系，应包括语言、唱法、风格、情感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唱法”，有这样几个要点必须把握：第一，“中国唱法”是中国传统民族声乐在当代的延续、发展与创新；第二、“中国唱法”是一种跨界唱法或边缘唱法，它既区别于以往的三种唱法又融合涵盖了各自优点与长处，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各种声乐艺术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产物；第三，“中国唱法”是一种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正引领中国声乐文化审判需求和发展方向的声乐艺术形式。 　　二、“中国唱法”内在特性分析 　　1、科学性。它综合和吸收了美声唱法、民族唱法等的发声、咬字、行腔、运气长处与优点，利用现代流行音乐的传播手段及多媒体技术，提高了声乐发声技巧，拓宽了各声部的音域，增强了演唱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众所周知，美声唱法以西方歌剧文化、宗教文化为背景，以其高超的发声技巧、富有爆发力的音色和齐全完整的男女高中底声部而为全世界所周知接受。但客观地说，美声唱法就是一个演唱Belcanto时期或古典时期声乐作品的唱法。虽然有其科学性，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尤其在演唱作品的范围与表现类型上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民族唱法作为“本土”唱法，以其绚丽多采的曲调风格、高亢甜美明亮婉转富有穿透力的声音音色和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区民族声乐语言展现了中国传统民族声乐的丰富性多样性。但实事求是地讲，它尚不能挖掘男女各声部声音优势特点，也没有充分发掘人体嗓音的全部潜能。它的优美存在区域性和局限性。至于通俗唱法，相对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它本质上是“平民唱法”和“平常唱法”，一般通过电声设备扩大音量、优化音质，结合现代舞蹈，在现代灯光和舞台效果的衬托及电声乐器及打击乐器的伴奏下进行，嗓音美在通俗唱法中体现的比重不大，作品的内容美、意境美和歌唱的声音美也有待提升。区别于上述三种唱法，“中国唱法”吸收和“扬弃”了美声、民族、通俗等唱法的优势和精华，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在发声方法与技巧上，“中国唱法采用“四法”：即腹腰胸联合呼吸法、气息支持法、头腔安放法和“523”共鸣腔分配法（以头腔共鸣为主，映射带动口咽腔、胸腔共鸣，大致比例为5：2：3）。在音部构建上，一改以往民族唱法只能有高声部的现状，完善了高、中、低齐全的声部格局。拓宽了民族唱法的音域，同时保留了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