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与政治信任修复.docVIP

制度建设与政治信任修复 　　摘要：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与滋润。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政治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确立政治信任与国家制度建设是同一过程，是高度契合的，国家制度建设构造政治信任在根本上是通过制度化不信任的建立健全与有效实施来实现的。中国政治信任的建设不是也没必要彻底消解民众的不信任情感，而是要不断提高政治信任的修复能力，目标是形成以制度信任为要核的现代政治信任模式。这关键是要通过激发制度活力、增强制度供给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根据制度化不信任的理念构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为民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 　　关键词：政治信任；国家制度；制度化不信任；公共生活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5-0058-06 　　一、公共生活遭遇政治信任困境 　　良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与滋润。这是因为，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展开需要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支持，需要形成一定水平的政治信任。毕竟，“信任是秩序良好共和国的基础”，“信任是国家惟一的支撑物，从而也是国家稳定性的维持物”。如果把政治生活当做一种博弈，那么缺乏信任、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博弈可能就是一种零和竞赛，甚至其和为负，人类可能由此永远无法走出“囚徒困境”。 　　就内涵而言，政治信任主要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从表象看，政治信任既表现为支持性的态度、情感、信念等政治心理，也通过歌谣、学术、舆论等政治话语和游行、服从与合作等政治行动进行表达；与此相异，民众的政治不信任主要通过离心、怨恨、谣言、暴力、恐怖等政治心理、话语或行动的形式得以释放。不过，政治信任的发生、流失与重建，以及政治不信任的出现、消解与修复，都有其规律性，即毁易建难。古罗马政论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曾将其执政感言概括为：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政策与坏政策都会得罪人民。这就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被视为政治治理的基本规律之一。在政治信任与政府公信力问题上，这可表述为：如果政府失去民众信任，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受到质疑，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期与矛盾凸显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出现“柏林墙”，却出现了一道道日益厚重的墙，即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它们不只存在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人民和政府之间。2009年《小康》杂志进行的“信用小康”调查结果表明，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从经验看，近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普遍焦虑、群体恐慌，特别是频繁发生的社会泄愤、暴力袭警等诸多社会心态、话语和行为，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与公共生活遭遇的政治信任困境有关。这在基层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其风险也日益显现。有人指出，无论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成为多数人的习惯，中国老百姓已变成了“老不信”。甚至有人认为，一些基层政府已陷入了“塔西佗陷阱”。这种情形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定会影响权力格局，破坏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从现象学看，中国社会公共生活遭遇的政治信任困境集中体现为：其一，谣言与恐慌。就表现形式而言，谣言就是信息的传播，不过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信息，而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是一种“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谣言通常具有破坏性，会影响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时代，谣言的快速传播与扩散，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公共恐慌事件时有发生，大都与社会谣言密切相关，是在谣言袭击与干扰下出现的。比较典型的有2009年河南杞县核泄漏谣言引发的老百姓“大逃亡”事件，2010年山西地震传言引发的数万群众“等地震”事件，2011年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传闻引发的“集体大逃亡”和日本地震后中国国内“食用碘盐可防辐射”的谣言引发的“碘盐抢购风波”事件等。应当说，特定谣言是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但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谣言则是始终存在的。有人甚至认为：“人们可以说像不存在没有神祗的社会一样，也不存在没有谣言的社会”，完全可以“给谣言打个比喻，说它是社会环境投射的影子”，与社会公共生活形影不离。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社会的公共恐慌事件发生后，政府发布的权威信息往往要与谣言“赛跑”，而且由于多种原因，在很多时候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