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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纾文化变译再思考 　　［摘要］在以源语为导向的传统翻译评论中，林纾的翻译因其“不忠”而常常成为批评的目标。本文将从操控论的角度，将林纾的作品纳入历史的文化的宏观视野中去进行考察，指出其特殊翻译现象是意识形态、诗学因素操控下而产生的文化变译现象，力图证明变译现象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林纾 操控论 文化变译 意识形态 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105-02 　　 　　林纾，作为中国晚清享誉盛名的翻译家，翻译西洋文学作品的第一人，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许多翻译家和学者都曾评述过林纾和他的翻译作品。在传统翻译理论模式中，林纾的充满增译、删节、改写等的翻译，被认为是不忠实于原文的，可是他的译作却在当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文化冲击，这种特殊翻译现象该如何解释呢?在一定文化语境影响下，林纾的这种“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要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2002)，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翻译活动――文化变译（卞建华，2005）。操控学派代表人之一勒菲维尔（2004）认为翻译具有双重功效，既是文化改写，又是文化操纵，“操控”和“改写”揭示了译入语文化对于文学翻译的制约和利用的文化性质。本文拟从操控论的角度，将林纾的作品纳入历史的文化的宏观视野中去进行考察，对林纾的“文化变译”现象进行探讨，对影响其翻译行为的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进行分析，力图证明译本中增译、删节、改写等变译现象存在的合理性。 　　一、勒菲维尔的操控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众多翻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操纵，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之一Lefevere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社会以特定方式发挥功能”（Lefevere，2004）。改写泛指对文学原作的翻译、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和调整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写，即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的创作。二是诗学方面的改写，即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使其能切合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体系。作为操纵的改写，在本质上应该被视作一种文化上的必然。因为译者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翻译的，翻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下，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都会在符合历史文化环境的规约下，采取相应的增，删，缩，并，改等变通手段对文本进行操纵改写，使其译作中所包涵的文化底蕴有效地渗透到另一文化之中，以期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 　　二、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文化变译 　　意识形态是一种隐形的、不可避免的存在，它覆盖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影响与制约着我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看法。Lefevere把意识形态描述为“被某一特定社会和时期接受的见解和看法而形成的概念网格，读者和译者借此贴近文本”（BassnettLefevere 1998）。在一部翻译作品的形成过程中意识形态总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文本进行一定的操控改写，使之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在翻译进程中，尤其在社会动荡的时期，意识形态就可能成为影响翻译的关键因素。林纾的文化变译策略就是意识形态操控影响下的产物，为了消除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抗译性，使其译作易于被接受和传播。翻译变译手法的采用使林纾摆脱了文本限制的条条框框，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结合时代文化背景，结合他自己的个人意图创作性地作用于文本。 　　（一）林纾的爱国情怀 　　19世纪末的中国已是强弩之末，民族存亡令人堪忧，如何强国保种，成了有志之士日思夜想的主题。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系列的事件给予林纾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经历民族深重危机的爱国知识分子，林纾意识到翻译也是拯救改革社会的重大武器。他在“不如归”的前言中这样写到：“纾已年老，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郭延礼，1998）。在“黑奴吁天录”中，他把小说推荐给各读者并陈述道：“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薛绥之，1983）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林纾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译书的目的就是救国，启民智。与小说译作的文学美学功能相比他更注重译作的意识形态和实用功能。如在“黑奴吁天录”原文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