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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民族化、个性化戏剧表达 　　自上世纪90年代发表以来，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直拥有着极高的关注度。由于原小说的情节线索纷繁、人物众多且关系复杂以及时间跨度较大等原因，很多人都认为：长篇小说是《白鹿原》最好的艺术承载形式，任何试图将之改编为其它艺术形式的工作都必将极为艰难。然而，20年来围绕《白鹿原》所展开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改编，如秦腔、陶塑、连环画、话剧、舞剧、电影等，却一直都在前赴后继地进行着，对其改编的重视以及由此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更是被坊间所津津乐道。其间，历经数年打磨，由孟冰改编、林兆华执导，集结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政话剧团、陕西华阴老腔和秦腔艺术团等众多艺术家们的话剧《白鹿原》一经呈现于舞台，就因其透过鲜活的地域特色、独特的艺术风格所突显出的颇具民族化、个性化的戏剧表达，成功赢得了极佳的现场演出效果。 　　不过，诸多对于改编的忧思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陈忠实的这部小说虽然主要围绕发生在白鹿原上白、鹿两家之间的故事，描绘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但是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展现陕西关中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的同时，对于个人、家族乃至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审视和反思。因而，将这部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搬上话剧舞台的改编工程之所以艰难，就在于其已经不仅仅是艺术体裁、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转换，而是要将几十年的沧桑、两代人的沉浮所浓缩和投射出的一个民族的心灵苦难史，全部收纳和呈现在舞台这一方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内，意味着改编者必须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对原著内涵的一种“现在时”的重构。而在小说与戏剧二者的转换过程中，对于改编者最大的一个挑战和考验也来自小说对于这一素材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小说的文字属性，令之可以纵横捭阖、不拘于时空的限定，可以并置多条线索、运用多种叙事方式，随时可以“花开多朵”或是“各表一枝”而不显突兀，即使是在情节发展的同时穿插以描写、议论等也都属正常；戏剧则更多地强调集中和凝练，事件必须借助人物的行动直接展现出来，是一种需要借助独特的戏剧场面来展示和深化人物已有的个性的艺术创作。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不仅要将小说的内容舞台化，将平面的、文字的描述变成立体的、空间的展示，而且人物的情感逻辑的表现也必须脉络清晰。因而，话剧的改编者不能只是简单直接地将原著小说的内容影像化、舞台化，而是需要根据舞台艺术的特点，重新梳理和结构原著的事件、人物以及相互关系，并配以适合的舞台表现手段，力求以精心调配和增减的戏剧场面，更好地展现出原作的精髓。 　　可以说，用三十多个戏剧场面来展现五十年的变迁，原本已非易事，何况还要在忠于原作精神的同时进行艺术上的再次创作与提升。戏剧，毕竟不是通过舞台来复述小说故事的说书场，改编改变的也不只是一种表现模式的转换，更是一种不同思维的表达，必须通过运用各种舞台手段，综合创造出立体的舞台形象以彰显剧作的文学性，并张弛有致地将剧作的思想情感传递给观众来引发思考。因此，如何在舞台上塑造出独特的《白鹿原》，也成为话剧版本的主创们殚精竭虑的终极目的。 　　舞台的呈现方式，也的确直接反映出了主创们的创作意图。在导演林兆华的率领下，为了营造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朴苍凉的史诗感，全剧不仅要在横亘绵延、几乎占据了整个舞台的“白鹿古原”上展开，要虚实相间地、划分不同的表演区来实现空间调度上的纵横穿叉以及时空的迅速转换，还需要濮存昕、宋丹丹、郭达等主演们都操起陕西方言营造氛围，并依恃贯穿始终的老腔、秦腔来凝聚出白鹿原人的灵性与魂魄，以便在舞台上浓缩却又是全景式地勾勒出这块日渐成为你争我夺的“鏊子”的古原上的人生百态。最终，话剧的主创们以其对于舞台节奏大气流畅的有效把控以及对多种舞台表现元素的娴熟运用，为演出带来了赞誉。但同时，关于话剧《白鹿原》的改编策略以及舞台处理方式，也引发了颇多质疑，可谓是毁誉参半。不过，当我们重新解析这部被称为拥有中国话剧最强编剧、最强导演和最强演员阵容的改编作品的时候，不妨先抛开定论、抛开对于艺术作品成败的评价，而是将之视作中国剧坛上一次探索民族化、个性化戏剧表达的有益实验，进而对话剧《白鹿原》在改编创作上的得失进行总结和反思，似乎更具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话剧《白鹿原》对于原小说所进行的删改、修整与舞台呈现，可谓是得失双刃、利弊共存。这也是林兆华等主创们在融入传统的、民族的审美诉求的过程中，在突出话剧内在民族性、打造话剧民族化的不懈努力中，创作意图与表达呈现的矛盾和犹疑所致，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不够彻底和自信所造成的。 　　毫无疑问，主创们对于《白鹿原》的改编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对原著中素材的筛选和提炼、故事情节的铺排、发展和转折等，显然也都颇费思量。而他们对于舞台时空间的叙述方式、对于舞台整体的把握和控制以及在舞台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