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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祈比较音乐史学思想对中国学界影响 　　摘 要：比较音乐学自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后，一方面促成音乐学的不断成熟和学科分化，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视野为各学科提供了方法论支持。比较音乐史学（Comparative Historical Musicology）即比较音乐学百年来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本文首先探讨了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史学理念与研究，总结其治史思想对我国学界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论证比较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和方法论基础。本文认为，王光祈践行并推进的比较音乐史学理念，应成为21世纪中国音乐史研究新的学科增长点。它不仅具有开启学科新范式的重要意义，更是历经百余年发展的音乐学在更高层面回归比较音乐学传统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王光祈；比较音乐史学；中国音乐史；比较音乐学；学科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60-02 文献表示吗：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比较音乐学（德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英Comparative musicology）是20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一门音乐理论分支学科，主要以欧洲以外各民族或种族的音乐文化为对象，通过跨民族对比研究的方法，从事与音乐起源论和民俗学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力图揭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里的“比较”方法，就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地域、民族音乐文化的比较，可概括为“平行地比较”和“历史地比较”两种方式。前者忽略历史发展的时间因素，对不同民族、地域音乐文化进行超越时空的对比研究；后者则以时间进程为轴线，通过对各种音乐现象的比较研究，试图确定其在时间轴线上的先后次序，以此作为音乐史学研究的必要补充，这实际已涉及历史学范畴，因此被某些学者称为“比较音乐史”（德Vergleichende Musik-geschichee，英Comparative Music-history），其学科方法论即“比较音乐史学”（Comparative Historical Musicology）。 　　19世纪以来，无论是学者对“原始”、“后进”民族音乐的调查，还是各音乐博物馆对乐器分类的精细研究，都在尝试对世界各民族音乐按历史进程排序，进而描画音乐起源、各阶段特征和总体发展模式。这些研究使比较音乐学在诞生之初就拥有试图以宏观视野探求音乐历史进程的良好愿望。进入20世纪，此研究理念???德国“柏林学派”继承，涌现出以霍恩博斯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等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学者。他们不仅完善着比较音乐史研究，也成为负笈柏林的王光祈“比较音乐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一、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史”研究和早期影响 　　王光祈是中国乃至东亚音乐学研究的先行者。他系统接收了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在《东西乐制之研究》（1926）、《东方民族之音乐》（1929）和《中国音乐史》（1934）等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比较音乐学成果。尤其在比较音乐史学方面，王光祈的研究不仅确立了该学科应有的学术地位，更取得了西方学者难以企及的成就。 　　正如西方民族学、考古学等传入中国后，除学科自身的完善发展外又很快与有着深厚传统的中国历史相结合，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补充一样，比较音乐学在王光祈这里同样获得了在西方所缺乏的史学品质。 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成为20世纪后半叶比较音乐学重获新生的重要契机。在东方史学传统下获得转型的比较音乐学将“历史比较”作为重要研究途径，向历史纵深挺进，充实了其在音乐学体系中的价值，以至于“目前正朝着转而从广阔的视野考虑音乐史乃至音乐学的方向发展” 。这些学科成就的取得与王光祈立足中国音乐历史，在比较音乐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密不可分。 　　首先，王光祈有关中国古代乐律史的论述是对柏林学派音乐形态研究的有益补充。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注重对非欧民族音乐音响的科学测定和分析，但多限于对现有律制的平面化、平行化比较，对各民族音乐形态的历史沿革及相互影响缺乏关照，这显然与西欧学者在东方语言文字方面的不足有关。王光祈在继承比较音乐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柏林学派研究方法，首次对古代庞杂的乐律记载作系统梳理，展示出中国乐律理论的发展脉络。 这一研究不仅弥补了柏林学派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的空白，更赋予比较音乐学新的历史研究维度。 　　其次，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具体事象（如乐器、音律等）的考证，也尝试从比较音乐学角度提出新论，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例如，他在《中国音乐史》第二章“律之起源”部分论述“推类研究法”的重要性；在第四章“调之进化”第三节中，结合阿拉伯琵琶和日本琵琶展开比较研究，考证苏祗婆琵琶的音律、形制、隋唐后中国琵琶音律的变迁及其与阿拉伯音乐的关系等。 这些研究开东方比较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