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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 　　农民、市民与殖民 　　在缺少现代大众传播手段和本土职业传播者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影响广州市民的舆论，曾通过中国地方官员的协助在城内张贴大量布告。这些布告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的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类似的布告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沿海城市，例如，耆英和伊里布在向道光帝报告上海一带情形时说：“（英军）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2）。虽然这些布告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由殖民者写作的，然而在当代语境下理解其政治内涵则别有一番深意：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和对立的观念；背离“内陆”和“外省”来建构市民身份和现代化目标的文化意识似乎都能在这些布告中找到影子。 　　实际上，当时侵略者真正想要保护的正是已经非常繁荣的殖民贸易，他们的直接利益关联者并非如布告宣传的那样是广义上的市民，而主要是地方官员和中国商人。自称是英国资本家“东方代理人”的义律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得意地告诉他的上司，广州的商人行会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而广州的地方官也请求与英军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以应付清帝国的抗敌命令（3）。然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却远远超越了这些布告和信件所能涵盖的问题。当广东三元里、福建厦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江苏太仓、台湾台南、基隆等多处沿海地区农民团练组织起来大规模伏击英军时，我们看到了一个都市传播网络之外的底层乡村世界对殖民力量的反抗和威胁。殖民时代乡村与都市的对立在这些农民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以1841年的广东为例，当时的乡下人认为广州城里都是汉奸、商人及同商人勾结的腐败的政府官员，“忽然间，乡勇们像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4）。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北和华南，农民排挤基督教民和西洋文化的运动此起彼伏，并最终以义和拳民打入北京追击通洋货、懂洋学、用洋货的“市民”，破坏铁路和城市通讯系统而达到顶峰。 　　魏斐德曾经指出，当时的殖民者做出了“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5）。表面看来，这段评论抓住了农民、市民与殖民之间的微妙关系，然而殖民者“诉诸城市居民”的做法却很难被简单归因于他们忽视城乡分裂的“错误估计”，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文化传播上对乡村的漠视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在这几个世纪当中，针对殖民地“市民社会”的宣传不再像布告的内容那般简单——对解放政治和集体文化意识的拆解、对普遍主义契约关系和法权关系的倡导、对殖民历史和不平等交换的掩盖——吞没知识分子政治想象力的文化宣传总是藏在各种极为复杂的价值观外壳下登台亮相。 　　实际上，“乡村与都市”、“内陆与沿海”、“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些看似中国内部的“空间政治区隔”正是“陆地与海洋”这一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空间政治区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呈现。麦金德在他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好望角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最终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促成了“现代世界”中海洋与陆地的对立（6）。由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由掌握国家债权的金融家和商人群体操纵，因此投资战争并通过战争赔款控制殖民地海关，进而在沿海都市培植本土精英帮助拓展帝国的海外市场是英国殖民者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间接统治”。强世功将其概括为“统而不治”，即“殖民统治者避免采取直接的日常治理，并把这些容易引起殖民地人民反感的治理事务交给殖民地精英来做，从而避免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发生直接的治理冲突”，与此同时，殖民者需要“建构一套宪政体制来塑造殖民地精英与帝国精英的‘同僚’感觉……然后再建构精英养育机制来增强文化认同，强化殖民地精英对大英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7）。英帝国的理论家柏克在《美洲三书》中对殖民领袖进言道：“我要让殖民地的人民，总把他们公民权利的观念和您的政府相联结；——他们将缠住您，箍住您；天下没有任何力量，能离间他们的忠诚……是英国宪法的精神，涵濡了这广大的人群，进而渗透、喂养、统一、鼓舞了帝国的每一部分，甚至其最小的成员，并使得它们生气勃勃。”（8）正如柏克的洞见，在这个海洋时代的“勇敢新世界”中，金融操纵和殖民贸易的顺利展开不仅要求军事力量的鸣锣开道，还要求文化传播和政治理念的统治力。当坚船利炮控制了航线、铁路和通讯这些殖民经济的生命线之后，文化与法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