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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天主教与科学冲突关系变化探析 　　摘 要：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以来，天主教退缩梵蒂冈，对科学呈现出一种节节退让与败退的情形。在现代社会，当科学因建制化日益强大似乎已在与基督教冲突中取得完全胜利，另一方面，天主教也因足够“衰落”而无力再与科学冲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的冲突模式已只能应用于历史分析而非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关系的冲突已完全结束，但是可以这样说，传统冲突已经结束，从而在某种程度与某些方面转变为一种现代的内在制衡共生的关系。 　　关键词：天主教；科学；冲突关系；存在空间 　　近现代以来，科学虽早已从神学统治下独立出来，但天主教的权力仍在，双方仍处于解释与统治拉锯与交错的状态。19世纪两次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文明成果的迅速展现，文明繁荣更加刺激人们对科学信赖、科学功利性的巨大冲动和科学真理的不可置疑性，使得科学更多是一种独立的姿态，显著表明自己与宗教的决裂与对立。 　　一.为伽利略平反：冲突结束？ 　　今天，科学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天主教在“垂死挣扎”，应该承认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见的是如上所述是体制的转换，教会和科学内部自身的变化，与此对应的还有神学和科学研究的变化等等，这似乎在表明现代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似乎已经完全走出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前后的窠臼，从而展现出一种立体丰富现代的关系，即使两者关系的冲突模式也是如此。 　　在历史模式中所展现的似乎都是教会体制甚或与科学的冲突，教会总是保持一种强硬或高压的姿态，这主要出于一种教会的统治惯性、傲慢或者自以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与科学冲突的结果是科学或者科学家受到一时的迫害，但获得的却是是巨大的胜利，这种结局也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抗教会的激情与勇气，似乎科学代表了真理，而宗教迫害是人们在追求真理道路上所遇到的强大阻力甚或是反动力量，从某些时期就某一或某些事件的判断上也的确如此，天主教甚至整个基督教是反动的力量，而对抗反动的结果是代表时代的进步???如此的结果，天主教在实施宗教迫害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有些可笑更加得不偿失的角色，科学家们被定性为异端的研究没有被制止，反而愈来愈扩大，被迫害的科学家甚至包括后来的人更加至死不渝，更加前赴后继，冲突在一定程度与一定时期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历史的发展，这种冲突没有达到天主教的目的，反而事与愿违更加加剧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当然天主教建制的衰落并非由科学一手造成，近现代以来天主教面临的挑战与冲突是全方位的，包括世俗权力的挑战、自身的发展与分裂，当然也包括科学。但此种冲突所造成的客观结果甚至被有些政治家策略的加以利用，俾斯麦甚至说过这样的活：你打他（天主教）越狠，他给予你越多！这种冲突震荡所造成的循环放大效应，不能不说是天主教的悲哀。 　　如果说在整个中世纪或近代前期，天主教处于一种强者的地位，试图维护其全盘的利益，而在强弱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后，在近代后期和现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天主教似乎陷入了自以为自己是为生存和根本利益而与科学和世俗权力冲突的苦战之中。但这种冲突仍然局限于体制的对抗以及教义与科学理论与思想冲突，这无疑是落后的，结局已经表明教会会招致最后的失败。直至丧失最后的世俗权力（教皇国的覆灭、各国教俗分离、自办教会以及基督教的进一步分裂等等）。但即使如此，这种冲突是否为教会所放弃，或者世俗政权足够稳固，科学建制化已完全形成并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无需再理会教会的最后抗争，从很多事实上看，似乎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值得分析的一个例证是伽利略平反事件。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在公开集会上正式承认伽利略在17世纪30年代受到教廷审判是不公正的以后，1980年10月，教皇又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上提出需要重新审理这个冤案。在教廷上述宣布以后，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的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最近在罗马成立，其任务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案件的科学方面以及伽利略学说对现代科学思想的贡献”。1980年11月12日，该委员会重新审理伽利略案件，为17世纪意大利伟大科学家的300年沉冤昭雪。1992年10月31日，伽利略蒙冤360年后，终于获得梵蒂冈教宗的平反。约翰-保罗二世承认，当年处置伽利略是一个“善意的错误”。“永远不要再发生另一起伽利略事件。”然而即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教会放弃了冲突。 　　二.近现代教会与科学关系转变的现实努力 　　20世纪以来，天主教在坠落建制崩塌的谷底后，似乎已没什么可再失去的了。转变也就迎来了契机，天主教思维变得更加开阔，解决与思索问题的出发点由以神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由过去重点以神的位置俯视世界转变为以人的视野去经历社会，不仅如此，“存在主义也影响了罗马天主教会，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