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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要为形成“好社会”做贡献 　　记者：祝贺你获得“年度精英奖”，你在致辞中提到评委会在“用文化褒奖一家企业”，怎么理解这句话？ 　　丁当：在这个社会，金融行业需要文化的引导，为社会创造更多有帮助的、美好的产品，为形成一个“好的社会”做出贡献。文化价值对于一个企业非常重要，因此平安人寿近年来致力于保险业慈善文化的推广。1980年代做诗人时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现在依然在我的心中，我管理的企业也一定是坚持着理想，强调文化，对社会友好的作用。 　　记者：商业为“好的社会”形成做贡献，这听上去和传统文化中对商业的认识似乎有偏差？ 　　丁当：作为企业负责人，我承认追求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但同时我也认为利润不应该是所有的目的。把企业比喻为人，利润就如同人所需的氧气、食物、水一样，但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根本。利润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中间过程，??手段而非结果。办企业或者说商业更高层次的追求，我认为是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但是不是看重精神，就不赚钱了呢？《基业长青》一书中有个有趣的发现，恰恰是那些不把利润作为第一追求的企业，往往创造了远超市场的利润。这个逻辑很有意思。 　　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平安这二十年走下来，渐渐从自己管理的企业，从一些可以进入伟大企业之列的组织，比如沃尔玛、苹果等身上，看到商业的“真、善、美”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也是可以实现统一的。换句话说，追求利润并不一定要生产假冒伪劣、败坏社会德行、牺牲自然环境。商业，包括保险金融业，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一种不断进行中的创新，应该能够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能够促使人类发展出一个“好的社会”。 　　记者 ：中国现在有不少企业包括平安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什么样的企业有进入伟大企业行列的可能？ 　　丁当：“大”企业与“伟大”企业之间的距离还很远。衡量一家企业是否跻身伟大之列，仅商业价值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看其对社会价值观、对公民社会建构上的贡献。平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问：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向社会传递了什么，对一个多元、包容、和谐的公民社会塑造做了什么？我们把这样的追问，视作企业“求善”的过程。 　　“求善”境界的企业，一定是拥有使命感的企业。这种企业具备社会责任感，希望能为公众生活带去改善与改变，让大众生活更简单、便捷，让人们脸上充满笑容、心底储存暖意，让社会安宁，让良善的价值观无处不在。这样的企业深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拥有承载更大财富与资源的潜力，才有可能与“伟大”二字沾边。 　　记者 ：平安为进入“伟大”企业有什么行动？ 　　丁当：是否伟大，关乎社会、公众、资本市场的评判，不是自说自话。但中国平安正努力迈向这个方向。 　　首先，我们积极履行好本职。我们现在为5500多万客户承保了8万多亿的保额，对社会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器”作用。2013年截止11月，我们总赔付超过75.8亿元，让超过126万名客户真切体会到保险的价值。其次，平安在教育、红十字、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方面也有所努力。尤其在教育方面，我们投入很大。 　　我们在平安以及行业内倡导、推行“执善心”的职业信仰与理念。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在《平安心语》中曾提到，“不论平安的现在和将来是多么庞大的企业，我们都要以客为尊，让客户在平安体验到专业、完善的保险服务、与众不同的综合金融服务”。这两年，平安在马董带领下向互联网金融快速靠近，也是期望能借助科技力量服务好客户，把这种服务精神所蕴含的“善意”更好传递给客户。 　　每个人去践行的这种“小善”，我个人认为比千万或过亿的捐助更显慷慨，它更让人体验到责任真意，慈善真心，应是每个普通人有能力实践并可用心体验的。集腋可以成裘，聚小善可以成大业，社会的正向价值正是由此细微之处慢慢凝成。 　　记者 ：你多次提企业“不作恶”这一经营理念，“不作恶”和“好的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丁当：“不作恶”其实是Google提出来的。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理念，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现在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人影响太深，如果人人“以个人为中心”，可以为个人的私利漠视别人的生命和健康，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中国出现了“毒奶粉”、“毒香肠”事件，就是这样催化出来的，加之“集体沉默”—食品厂生产时所有参与的工人都知道东西有毒，自己不吃自己制造的东西，但是也不站出来说话，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沉默的大多数”，结果让这个社会和谐度越来越差。如果企业真正能够恪守“不作恶”底线，那人类离理想中的“好的社会”也就大大地进了一步，我们也会感觉幸福很多，社会也会和谐很多。 　　记者 ：企业“不作恶”的自我约束力从何而来呢？ 　　丁当：一方面当然是法律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其实更能从根本上实现改变的，就是道德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地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