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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修辞与传播视域下受众研究 　　【摘要】受众是西方修辞与传播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也是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受众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点不尽相同，多模态媒介的推广给受众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西方的受众研究成果丰富，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等多方面均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受众；受众研究；修辞学；传播 　　受众研究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我国的修辞学传统对于受众的研究“向来不够重视”[1]172，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是一张白纸”[2]139。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市场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而受众不再是单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信息的主动消费者、选择者、主导者和制造者。在一定意义上，传媒研究“一直是受众研究”[3]447，传媒经济“从本质而言就是受众经济”[4]109。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受众研究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是“非常重要和意义深远的领域”[1]179。本文主要从西方修辞与传播的角度探讨受众研究的成果与思路，并对国内的受众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受众及其概念的变迁 　　受众即英语中的audience，源自希腊语，意为“倾听”。古典修辞学时期，主要指集中在某一地点的演讲听众和观众，后来概念逐渐扩大，也将读者包含在内。随着现代修辞学与传播研究领域的扩大，受众的含义越来越广，不仅可以指出席大型集会的听众，也可以指演讲人、作者、出版物的听读者，还可以指通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媒介接收特定信息的群体，甚至可以指特定信息所针对的“幻想群体”[1]174。 　　需要说明的是，当今时期的信息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推广和应用，传统定义中的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和获取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使用者，甚至是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受众不仅包括与信息传播者对应的信息接受者，也包括信息传播者本人，对于信息传播者而言，受众不仅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信息的接受者不仅接受信息，可能也参与信息的使用与制造，并有可能也转化为信???的传播者。正如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界限，“受众一词所指的对象正在消解”[5]127。 　　西方传统的受众研究 　　传统的受众研究。受众研究在西方的研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不过古典修辞学时期的受众研究主要指演讲的听众与观众。为了论述方便，传统的受众研究大体可以分古典修辞学时期和近代修辞学时期。 　　古典修辞学时期，柏拉图非常强调听众的作用，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强调了理解听众的本质对于演讲的重要性。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古典修辞学家都认识到了听众在雄辩与劝说中的作用，例如早期的诡辩家高尔吉亚认为，词汇的声音，如果用技巧精心设计，可以俘虏听众[1]311。尤为重要的是，作为欧洲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修辞学著作，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汲取了古希腊修辞理论与实践的精华，对受众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6]亚氏对于青年、老年、壮年、贵族、富人以及当权者等群体的性格，以及愤怒、友爱、恐惧、嫉妒、怜悯、镇定等十六种情感做了详细的分析，是西方文明史中最早也最全面的关于受众的描写，是古典修辞学时期受众研究最为经典的成果。 　　近代修辞学时期对受众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18世纪末期的苏格兰修辞学家坎贝尔牧师。他认为修辞即能动地改变观众的过程，其目的是“启迪理解、满足想象、触动情感、影响意志”[7]1。受到当时功能心理学影响，坎贝尔关注大脑如何发生作用，把古典修辞学的知识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创建了以理解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修辞学，提出了“听众中心论”，为当代的受众研究铺设了道路。 　　现代修辞学时期的受众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修辞学几乎变成了辞格的研究，修辞学传统陷入空前的低谷，成了一门“垂死的学科”[8]907。但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写作与言语交际学兴趣的增加，修辞学悄然发生变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人们更多地使用“写作”、“文章学”或“交际学”等取代“修辞学”，在当时“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西方修辞学以新的面孔重新开始了新的复兴，受众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并得到快速发展。 　　其一，文章学或写作领域。19世纪末，美国大学开设了写作课之后，写作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现实—传统派、过程派等写作理论流派，学者们探讨了写作过程中受众的影响，他们认为，对于受众的意识和理解能够提高文章的质量，提醒作者与受众交流。当代西方修辞学家韦恩·布斯就讲，写作犹如演讲，必须考虑接受者、场景以及预期的回应。其二，新修辞学运动。从20世纪早期的言语交际热到五六十年代新修辞学的兴起，修辞学、言语交际学、文章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将受众研究与当代哲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