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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贪污罪刑种设置 　　我国贪污罪的立法日趋完备，但随着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解决，例如，贪污数额采用固定数额模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宜采用弹性数额立法模式；缺乏关于共同贪污数额如何认定的规定，应予以补充；刑罚幅度偏大，贪污数额与法定刑的配置不够合理，需要调整；贪污罪情节的规定内涵模糊，可通过适当方式加以明确；对于累计贪污数额的规定与司法解释仍不精密，建议进行修正等等。本文，笔者仅从贪污罪刑种设置的角度谈谈完善贪污罪立法的几点建议，供立法机关参考。 　　贪污罪是职务犯罪也是贪利侵财型犯罪。犯罪主体多是国家工作人员，追求物质利益是其犯罪的主要目的。因此对贪污罪要从这两个方面予以打击，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增设贪污罪资格刑，剥夺犯罪分子职务及管理财物的权利，可以使犯罪失去再犯的客观条件。而增设罚金刑是要使罪犯得不偿失。“刑罚的痛苦必须足以抵消犯罪的快乐，方能起到防止犯罪之功效。”因此，笔者主张贪污罪应以资格刑和罚金刑为主，另外，根据犯罪危害程度及悔罪情况等，适当配置自由刑。 　　一、增设资格刑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在我国，资格刑主要是指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重罪。对于贪污犯罪而言，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以外，没有规定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现实中，某些贪污犯罪分子被判刑后，特别是一些被判处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刑满或考验期满后，仍然可以担任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不合理的，减弱了刑法打击犯罪的效能。 　　贪污罪增设资格刑，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优点：首先，剥夺犯罪分子相关职务，可减少其再犯可能性，从而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其次，如果刑法明确规定犯贪污罪就将失去职权，就会下岗，则可以警戒潜在的犯罪分子??教育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以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中也有资格刑的规定。例如，新加坡《防止贪污法》规定，如贪污罪成立，对行为人应处以不超过10万元的罚金或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对有贪污受贿等行为的公务人员一律除名，永远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此外，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对贪污犯罪也规定了剥夺公权等资格刑。我国台湾地区“贪污治罪条例”第16条规定，对犯贪污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宣告褫夺公权。所谓褫夺公权，包括褫夺“公务员资格”和“公职候选人之资格”等。台湾地区“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8条规定，曾服公务有贪污行为，经判刑确定者不得为公务员。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33条规定，任何犯有贿赂罪者在10年内丧失担任、获选或获委任为行政局、立法局或市政局议员，或任何其他公共机构成员之资格。法庭可命令禁止该人继续在某法人团体、公共机构或商号等担任职务或职业，禁止期以7年为限。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立法技术将有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而该公约第30条中就规定应设置资格刑。因此，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应当取其精华，增设资格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对贪污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会产生更好地预防他们再犯的刑罚效果。当然，我国的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包含了民主权利和任职权利。这些权利是可分的，而适用时却是一并剥夺，违背了刑罚配置的节俭性和针对性。贪污犯罪行为人是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剥夺其相关职务即可达到刑罚功能。因此，如何完善资格刑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讨。 　　二、增设罚金刑 　　贪污罪虽然不再列入侵犯财产罪中，但就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目的来看就是贪财。对于贪利犯罪，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财产刑针对此类犯罪，效果会更好。但我国贪污罪的法定财产刑中只规定了没收财产，没有罚金刑的规定。 　　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笔者认为对贪污罪增设罚金刑有如下优点：（1）贪污罪是贪利型犯罪，设置罚金刑可以增加犯罪分子犯罪成本，使他们感到犯罪无利可图，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2）对于贪污数额较小、罪行较轻的案件，罚金刑比没收财产刑更具合理性。（3）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贪污犯罪分子常采取各种转移财产的方法以逃避经济上的制裁，而罚金刑的强制缴纳、永久追（下转第160页）（上接第90页）缴性可沉重打击贪污分子。（4）罚金刑简便，易操作。一般来说，犯罪分子贪污财产越多，所处罚金数量越高，这种对应关系会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