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鼎孳“贰臣”心态对其诗歌创作影响.docVIP

龚鼎孳“贰臣”心态对其诗歌创作影响 　　摘要：龚鼎孳是由明入清的代表性作家，也是明清交际之时声誉颇高的文人。但是由于他的“贰臣”身份以及迎降仕清的“不节”行为，让他自己时时刻刻煎熬在这“耻辱”的身份中，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表现的极为明显，“悔恨”、“内疚”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风格。 　　关键词：“贰臣”；龚鼎孳；诗歌创作 　　明清易代是天崩地坼的大事，但是人们对汉文化的感情并未因明代灭亡而消失，相反却伴随着清朝的入主日益加深。这种感情在贰臣这类人群中的表面非常特别。贰臣这类人是处于特殊位置的一批文人，正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新旧夹缝中生存，才能够更强烈的感受满汉文化的差异和冲撞，从而对故国有一份更加深沉的眷恋与怀念，再加上身仕二朝的这种“失节”行为常被人们鄙视、责骂，所以在内心深处有着更深的耻辱感与负罪感。对于祖国的思念以及对于自身的“失节”行为的悔恨使得他们在表达自己情感上显示出无奈与伤感。在这中间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龚鼎孳。 　　一.龚鼎孳其人 　　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在明官至兵科给事中，以直言敢谏著称于朝。十七年（1644），降李闯大顺政权，授直指使。顺治初迫降清，宦海沉浮数十年最终官至礼部尚书，死谥端毅。严格意义上来说，龚鼎孳是身仕三主，这点他本人也是深为惭恨，在诗文中屡次称自己为“恨人”。与他并称“江左三大家”的还有钱谦益（1582—1664年）、吴伟业（1609—1671年） ，这三人均因仕清而在《清史列传》中被列入《贰臣传》，但在《清史稿·文苑传》中，钱谦益、吴伟业都有单独列传，唯有龚鼎孳是附在钱谦益后面，没有自己的单独传记。不仅如此，他的文学成就也一直不为重视，人们在评论“江左三大家”时，往往对他一句带过，如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里的评语：“合肥声望与钱、吴相近，又真能爱才，有以诗文见者，必欲使其名流布于时。又因其才品之高下而次第之，士之归往者遍宇内。时有合钱、吴为三家诗选，人无异辞，惟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似应少逊一筹。”[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沈德潜??龚鼎孳的评价并不算高。另外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说道：“国初江左三家，钱、吴、龚并称于世；岭南三家，屈、梁、陈亦齐名当代。然江左以牧斋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2]朱庭珍更是明确指出，龚鼎孳根本不能与钱谦益、吴伟业相提并论。但我们在深入考虑这些评论时会发现，龚鼎孳在当时的名声绝不逊于以上两人，甚至他在当时的文坛也曾引领一时风尚，因此即便他的文学成就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文豪，但也不至于沦落到不能和钱、吴相比的地步，因此这些评论让人感觉是有意在贬低龚鼎孳的作品，究其原因，估计也与龚鼎孳双料贰臣有关。 　　其实龚鼎孳的仕途非常不顺，明朝时是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官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被李自成政权留用，授直指使。从1644 年的 3 月至 5 月，数月之内，龚鼎孳已历经三主，他内心的百般耻辱无人能够理解。这一年恰逢他三十岁，而立之年的他对于世事变迁、人生无常已大彻大悟。他只希望能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无辜可怜的人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因此，入仕新朝后他不改刚正性格，仗义直言，努力为汉族士人争取利益，这就是龚鼎孳虽为“贰臣”，但却在遗民圈中依然有很大影响，在文学界中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他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甚至他被贬官也不改初衷。顺治十二年（1655），龚鼎孳多方游走帮助著名遗民傅山、阎尔梅等人出狱。正因为他在处理满汉冲突问题时也总是为汉族人士呐喊，最终招致顺治皇帝不满，先后骤降十四级调用，仕途跌入低谷。虽然后来也复任再次高起，但是爱妻的突然亡逝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他更是把精力投入文学活动中，提携新人、奖掖后进。最终在康熙三年至康熙十二年（1664-1673），成为京师文坛文坛领袖。王士祯《香祖笔记》载：“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3]但尽管风光无限，在他的诗歌中仍然透露出他作为一个无奈的“贰臣”的悔恨与内疚。 　　二.龚诗中的“悔恨”之情 　　龚鼎孳诗歌数量不少，《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就有3965首，但其中很多是宴游应酬之作，占到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二，这也成为很多人贬低龚氏文学创作的口实。就像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所批评的：“龚芝麓宗伯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炼之妙；好骋笔，而少酝酿深厚之功。气虽盛，然剽而不留，直而易尽；调虽高，然浮声较多，切响较少。当时幸得才子之称，后世难入名家之列。”[4]这段话就明确指出龚鼎孳的诗作词藻虽然华丽但内容空乏，难登大雅之堂。对于很多人指出的这个问题，龚鼎孳还在《定山堂古文小品·霜余自序》中自嘲“生平不甚学诗，间一为之，笔落墨枯，遂亦不复省记，或书之纸尾，杂置敝筐中，既已为鼠啮鱼残，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