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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中的小农农业和村庄 高原 【内容提要】韦伯和马克思均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将被使用自由雇工的农业企业取代，传统乡村社会将瓦解和消亡。本文对华北地区耿店村近15年来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发现，其发展逻辑与上述经典判断有诸多背离。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耿店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农业从粮棉种植转型为温室大棚蔬菜生产。后者在市场上有更高的收益，并且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与此同时，小农家庭经营并没有被农业企业所取代，反而更加巩固，农户小资产所有者身份也得到加强。伴随着农业转型，村庄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庄治理从以行政性事务为主转变为以向农户提供经济性服务为主;农户联合成立了一系列合作性经济组织，以稳定销售、协调生产、扩展产业链、实现“纵向一体化”。这些变化使传统的村庄更富凝聚力，而且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小农经营的内在弱点，使其可以更好的应对市场经济环境。 【关键词】农业转型　小农经营　合作组织　纵向一体化　乡村发展 ? 一、经典理论与悖论现实 　　作为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扩展下农村的前途有着深刻的思考。首先，韦伯察觉到，传统农村和现代资本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因为这二者各自秉持不同的经济逻辑：传统农村的经济秩序关心的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养活最大数目的人口，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关心的是如何能在这块土地上以最少的劳力向市场提供最大数目的农产品。(韦伯，1997[1906])就这一观点而言，韦伯和当代经济学家的看法类似。更进一步地，韦伯将传统农村的前景置于他对整个“西方文明现代性”的总体把握之中。这种现代性的基础是理性化的伦理、理性化的经济经营、理性化的官僚行政和理性化的法理支配。(韦伯，2004a：第2章;2004b：448-460;2007：212-217)韦伯认为村庄共同体是基于血缘、宗族或者历史上形成的邻里关系这种“传统因素”维系在一起的，在伦理、经济取向、支配方式和团体秩序诸方面，农村的“传统性”都与以理性化为特点的“现代性”格格不入。(韦伯，2004b：131-136、151-153;2004c：262-265;2007：第1篇) 随着理性化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强烈扩张动力和竞争优势的充分展现，农村社会的基础——以满足共同体需求为主要目的、以内部成员为劳动主体的家庭农业经营，将会被高度面向市场、以谋求持续不断的利润为目的、雇用自由劳动力的农业企业所取代。随着家庭农业经营的衰落，村庄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也将逐渐瓦解和消亡。(韦伯，1997[1906];1997[1895]) 　　关于农村的命运，马克思的判断和韦伯相似。但是马克思形成这一判断的思考进路，则与韦伯相异。和韦伯将资本主义视作理性化的集中体现不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做人类异化的突出体现。(L?with，1993)这种异化表现为人类与自身劳动工具的分离，人本身成为工具。(马克思，2000[1844]：50-64)由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这样一种彻底异化的社会形态：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是作为工具化的雇佣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所预言的社会形态运动过程中，农民作为小资产所有者，注定要分化——要么上升为资产阶级要么下降为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没有在社会历史运动的目的地中为任何形式的小资产所有者留下位置，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小商人、手工业者。这些阶级的没落被他视为历史的必然。(马克思，1983：771-791) 　　韦伯和马克思对于农村变迁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为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然而不能不提及的是，他们对农村命运的判断，深刻地依赖于西方社会的变迁史。因此，韦伯和马克思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们创造了哪些关于现代化图景和社会进化的规范信念——这些规范信念往往是西方历史的理论提炼，而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些可以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形态的观察视角。比如韦伯强调的社会团体的组织形态、支配方式和经济伦理，比如马克思强调的阶级分化。经由这些视角，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西方社会演化的特点——这是韦伯和马克思形成其理论的经验基础，也可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很可能和西方经验相悖。 　　当代中国乡村面临的外部环境，与韦伯和马克思时代的西欧类似。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持续扩展，高度面向市场、以谋求利润为目的的经营方式成为主流经济逻辑。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势下，中国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哪些变化?乡村的发展趋势，是否在沿着韦伯和马克思所判断的道路发展?这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 　　中国拥有庞大的乡村和众多的农民，而且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在一项研究中难以涵盖所有类型的乡村变迁。一个可行的方法是，选择某些村庄进行微观的社会研究，以期发现那些与经典理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