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docVIP

罗伯特·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译者按]此文围绕农奴制的衰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两大问题，批评了波斯坦和勒罗伊拉杜里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根源说”，同时又批评了波斯坦所谓的“贸 易根源说”。波斯坦等人曾在1978年撰文进行反批评。波斯坦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根源说”通常被称为“波斯坦模式”，据英国学者的理解，其基本内容 是：在1100年和1500年之间存在着以十四世纪初为分水线的两类主要的趋势。这个分水线之前的趋势包括贸易与人口之稳步增长、贸易中心(城市)及独立 的法律体系之发展、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导致增加对未垦之边缘土地的使用，与此相联系的是粮价的上涨。这种趋势在十四世纪初完全改变方向。由于黑死病的结果， 需求与供给均降低，农村人口减少，影响到放弃边缘地区高成本土地之生产，农产品价格下跌，从而有利于城市贸易。随着租金降低、许多农民持有地无人耕种，以 及领主自用地收益减少，封建地主变得比较贫困起来并在某些场合诉诸暴力和勒索，企图恢复他们的收入和劳役。“这种模式在性质上几乎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因为 它把人口的变动看作变化的主要力量。” (道奇森和巴特林：《英格兰与威尔士历史地理》，伦敦， 1978年，第120页。)下面是布伦纳文章的摘译。 　　我对波斯坦等人的批评的具体方法是极其简单而明了的：那就是观察十二至十八世纪这六、七百年间整个欧洲类似的人口趋势，并且证明“同样的人口趋势，在 不同的时间和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按照波斯坦的“两个阶段的模式”，第一阶段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特点是人口增长导致对未垦边缘土地之使 用，以及粮价和地租的上升；第二阶段是十四和十五世纪，特点是人口锐减，地租下降，劳役减少，“人口的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崩溃”。勒罗伊拉杜里所研究的十 六至十八世纪的历史则重复了波斯坦的“两个阶段的模式”，即第一阶段是十六世纪的人口增加与租金上升，工资下降和农民持有地的分解；第二阶段是“急剧下降 的生产力导致十七世纪人口的大灾祸”。然而，在东欧，特别在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东普鲁土和波兰，十四世纪晚期人口的减少却伴随着农奴制的再版。“到 1500年西欧农民几乎全部获得自由，而东欧农民则失去自由。”至于十六世纪的人口增加，在法国确实出现了农民持有地的分解和日益下降的生产力。“但在英 国则相反，支配的倾向是要建立越来越大的土地单位；是要合并农民的持有地并将它们出租给大的租地农场主，这些农场主又借工资劳动的帮助来耕种它们。伴随着 生产组织中的这种变化，便是农业生产力具有真正划时代结果的较大的增长。”这样，英国虽有十六世纪(第一阶段)的人口增加，却并没有十七世纪(第二阶段) 的生产力下降，因而马尔萨斯主义的模式便最后瓦解。 　　波斯坦和勒罗伊拉杜里的人口学模式是在对商业化模式的批评中产生的。商业化模式认为市场的力量决定农奴制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波斯坦证明，市 场的力量远非自动导致农奴制的解体，它可能实际上跟农奴制的强化相一致。例如在某些最接近伦敦市场的地区，十三世纪增加劳役的趋势是最强烈的。然而波斯坦 从未真正详述欧洲经济发 展的贸易根源说(指商业化模式)的致命缺陷。在我看来，贸易根源说忽视下述事实，即农奴制不只是表明、甚至也不是首先表明跟货币租相反的劳役租，而基本上 是表明强有力的领主任意勒索之权。既然农奴制的本质是在决定地租水平方面，特别是通过阻止农民迁移从而阻止一种“佃户的自由市场”方面，用市场以外的压力 加到农民身上的能力，因而毫不足怪，贸易的波动乃至任何类型的市场因素本身，都不足以决定农奴制的解体。“农奴制乃是一种权力关系，它好象只有按它自己的 条件，通过改变阶级力量的平衡才可以被废除。” 　　波斯坦和勒罗伊拉杜里主要以人口学模式来代替商业化模式，他们未能把阶级结构的发展及其后果放在他们分析的中心。他们不仅未能对东欧农奴制加强和西欧 农奴制衰落过程进行比较分析，也未提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和它们在法国的衰退之比较分析”。英法两国不同的农村阶级结构决定着农 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结果。到十五世纪中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获得了自由。“如所周知，十六世纪上半期在英国是一个威胁整个社会秩序的主要的农民起义的 时期。这些起义中——特别是三十年代北方的起义以及1549年凯特起义——最严重的主题乃是农民保有权的安全，特别是任意罚金问题。如果成功，正如一位历 史家所指出的，十六世纪的农民起义也许已经‘剪断了农村资本主义的翅膀’。但它们未成功。的确，到十七世纪末，英国地主控制了耕地的大部分，可能是百分之 七十至七十五，而资本家阶级关系之发展，对经济发展所具有之重大后果实为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及。这样，在我看来，正是古典的地主一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