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援非-日照人民医院.DOC

□两次援非，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从百姓到总统，他以娴熟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树起了“中国大夫”的品碑。 □一次偶然的“临时翻译”机会，他以流利的医学专业英语为日照市引来一位“名誉市民”——荷兰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史迪克先生。 □从医近三十载，身为市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他始终告诫自己“在专业方面，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病人来了，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救治”。 高悦顺：低调做人，良心行医 □主持人：高主任，听说您两次参加医疗援非？ ○高悦顺：那是多年前的事，第一次是1995年，参加中国援助坦桑尼亚第14批医疗队，两年；第二次是2000年到塞舌尔，也是两年。 □主持人：这加起来就是四年，那时您刚到中年，正是人这一辈子心事最多的时候。 ○高悦顺：家事、国事，这有个先后，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就是凡事分出个轻重。就以到塞舌尔来说，说心底话，那是我自己也没想到的，刚从坦桑尼亚回来，怎么又要出去？当时家里也确实脱不开身，老娘70多了，就是我援坦时得了脑出血并发左下肢静脉血栓，卧病在床；家属在一家公司当总经理；孩子上高中，正面临人生的第一道关口——高考。 □主持人：俗话说，一人从医，三代受益。 ○高悦顺：在家里我是老大，如果老娘发病时我在身边，至少能尽点孝心，照顾得更细一点，恢复得再理想一点。家有长子啊！现在想起来，心里真有点对不起老、对不起小。 □主持人：可您还是去了塞舌尔！听说当时你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家里的事再大，比起国家的事情来也是小事”？ ○高悦顺：这就是“工作”，就叫“服从”——当时中国援助塞舌尔医疗队的一位队员临时有别的任务，上级领导经过研究，觉得我是合适人选。 □主持人：这实际就是对您第一次援非的最高肯定！听说无论在坦桑尼亚还是塞舌尔，也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国家总统那里，您的名气都非常大！ ○高悦顺：过奖了，这是工作经历带来的，因为第一次的工作地点是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的家乡马腊省木索马医院。第二次是塞舌尔中央医院，米歇尔先生当时是副总统，现在是总统，我给他看过心脏病，这次在电视上看见他出席上海世博会，还觉得很亲切。扯远了，当时非洲大陆的医疗基础非常差，差距之大，不是在国内能想象到的，更可怕的是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流行，所以在非洲的中国医生都是“全能”的，门诊要坐，手术得上，到部落巡回医疗是家常便饭，什么病都得看，什么人的病都得看，也就没了总统和老百姓的区别。 实际上，在医生眼里，患者只应该有病种、病情之分，决不应有肤色、身份之别！ □主持人：这是一种境界！ ○高悦顺：“境界”谈不上，只是一个医生的从医底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医生眼里只能有“病”，不能再掺杂一丝一毫其它东西，不能把行医当成变魔术，从医术中变出金钱来！另一方面，医生的心里要时刻记着一句话：“看病，还是看病人？” □主持人：怎么理解？ ○高悦顺：刚进医学院时，一位前辈这样告诉我，医生“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 这么说吧，“医学”，从来就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它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本质上是“人学”！所以，在临床中不能单纯地“看病”，更准确地说是看“病人”。也可以反过来说，病人看医生，也对。 □主持人：是啊，不管愿意不愿意，医院都是芸芸众生绕不开的地方，这一辈子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医生打交道。我常常抱着生病哇哇大哭的孩子心急火燎地赶往医院。每一次，都希望遇到温情的好医生，能了解孩子的病情，顾及孩子的感受……可有时也真让人失望，有的医生甚至连看都懒得多看几眼，就匆匆开出化验单、检查单。 ○高悦顺：这实际上是讲了医学中的人文关怀问题。从医学上讲，医院是一个治病救人之地；从社会学上讲，医院是一个汇集痛苦之地；从经济学上讲，医院是一个痛苦消费之地，它不像在超市里大包小包的，无论买什么，钱都花得高高兴兴。凭心而论，医生并无好与坏之分，只有成熟、不成熟之别，因为即便是一个性格特别的医生，当他面对痛苦的病人时，也总是想怎么样把病治好，而不是别的。你说的这种情况，他开出检查单去做检查，绝大多数不会有错，因为这是病情的需要。但就是少了“沟通”，根源上是少了“关怀”。对一位医生来说，无论你有什么理由，“冷漠”都是无法接受的，你必须让患者和家人时刻感觉到“我在受到关怀”，哪怕看门诊时多听一会他的絮叨、查房时拉拉手、说几句家常呱，这都是一种“治疗”，一种非常有效的心因“治疗”，就是“医患零距离”！ □主持人：听说您有个习惯，每天除了正式查房，都会到病房去看看病人，周末也不例外；尤其对心脏除颤复苏后的病人，你都是花好长一段时间守在病人床边，为什么？ ○高悦顺：就是感觉心里踏实，如果一天不去看看病人恢复得怎么样，心里总觉着缺了点什么；守在床边，可以随时注意监护仪上的数字，调整治疗方案。这些年，每当看到一位因心室颤动导致心跳骤停的患者，通过我们的双手使他心脏除颤复苏成功，能睁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