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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伯里诉麦迪逊兼议中国的司法审查之路案例简析18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遭遇失败，托马斯·杰斐逊因和阿隆·伯尔得票相同，众议院多次以州为单位重新投票，杰斐逊最终于1801年2月17日当选。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党也失去多数。在其任期的最后阶段，亚当斯和联邦党人在司法部门任命了大批的联邦党人：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联邦党人国会1801年2月13日通过《司法法》将联邦巡回法院由3个增加到6个，增加了16个联邦巡回法官；两个星期后又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成立了特区法院，在1801年3月3日，由当天卸任的总统连夜任命42位“太平绅士”，后人将这些法官戏称为“午夜法官”。这些做法，尤其是这两部法律激怒了杰斐逊。 根据上述两项新的法律，即将卸任的亚当斯总统一共任命了50多名法官，全部都是右翼联邦党人。本案原告威廉·马伯利（William Marbury）——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银行家兼庄园主，也成为“午夜法官”之一。参议院批准了这些任命。即将卸任的总统也签署的委任状，接下来的工作应由国务卿——同时也是正式就任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在委任状上加盖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玺，然后发出。但是由于最后时刻工作过多，有17份委任状马歇尔未在卸任国务卿之前发出。继任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得知此事后，指令其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不得发出这些委任状。1801年12月，马伯利和另外四名没有收到委任状的法官一起，依据国会于1789年颁布的《司法法》第13条，直接向最高法院一审起诉詹姆斯·麦迪逊，要求最高法院颁布执行令，指令麦迪逊将委任状投递给他们。依据是1789年《司法法》第13条规定，针对联邦官员提出执行令的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初审管辖权。这似乎只是一个最高法院能否向国务卿下达执行令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最高法院两种选择，要么否认拥有针对行政机关下达执行令的权力，并驳回马伯利的申请，如果作此选择，将意味着放弃宪法赋予最高法院司法权的实质；要么命令麦迪逊发给马伯利委任状，这样可以宣称最高法院具有约束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权力，但这只是“纸面的宣告”，因为最高法院并不具有执行自己命令的权力，可以预见杰斐逊和麦迪逊将拒绝发出委任状。无论最高法院采用这两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使其地位下降到行政机关和国会以下的次等位置。所以实质上最高法院此时面临的是自身法律地位的问题，宪法赋予最高法院与行政权、立法权同等的权力，但是否能够得以确立？又以何种方式正式确立？问题放在马歇尔法院面前。马歇尔对于政治事务与法律问题同样内行，他找出《司法法》与宪法的矛盾点，并聚焦于此：美国宪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二款是这样写的“在所有涉及大使、其他公使与领事、及那些州政府作为一方的诉讼中，最高法院皆应具有初始管辖权。对所有其他案件的法律和事实问题，根据国会所制订的例外和规则，最高法院应具有上诉管辖权。” 1789年《司法法》第13条是这样写的“在法律原则和习惯所容许的范围内，美国最高法院有权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执行令，命其履行其法定义务。”他选择了运用司法审查权，裁定1789年《司法法》的第13条违宪。]这样马歇尔法院就使自己摆脱了两难境地，理由是宪法赋予最高法院的初审权是排他性的，不能通过国会的法律加以扩大。所以最高法院否决马伯利的申请并不是因为行政机关高于法律，而是因为马伯利直接要求最高法院颁布执行令，而最高法院本身并不具有此案的初审权。1803年2月24日，马歇尔宣布了由他自己撰写的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他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 “申诉人是否有权取得他所要求的委任状？” “如果他有权，而这种权利已受到侵犯，他的国家的法律是否向他提供补救办法？”“如果法律确实向他提供补救办法，是否即为本院发出的执行令？”马歇尔在判决意见中接下来作出了这样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马歇尔是这样回答的：“合众国总统通过签署马伯利先生的委任状，任命他为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县的一名太平绅士，国务卿盖在委任状上的合众国国玺是总统签名正式有效及委任业已完成的确证；委任状授予他担任此项职位五年的合法权利。” 对于前述第二个问题，马歇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说“每个人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法律保护。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不能对于合法权利进行保护与补偿的话，那么就不配享有这个荣誉。” “太平绅士作为司法系统中的一员，并不像各部部长一样从属于总统的酌情权。所以总统于该案中的作为必须要经受司法审查。”就是说，国务卿麦迪逊不得剥夺马伯利既得的权利，帮助马伯利从麦迪逊处得到委任状是法院的责任。对于第三个问题，马歇尔笔锋一转，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马歇尔认为虽然法院有权向行政官员发出执行令，但在马伯利案中，最高法院仅具有“上诉管辖权”，而不具有“初审管辖权”；简单地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