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南宋书院六大事业.docx

简论南宋书院的六大事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邓洪波摘要：本文从书院的三大事业、四大规制出发，探讨书院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六大事业，认为“六大事业”是书院成为一个功能完全而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教育组织的标志，是制度化的产物。关键词：南宋书院 学术研究 讲学 刻书 藏书 祭祀 学田书院在唐五代已初具规模，北宋时声名显赫，并经受了三兴官学运动的考验，到南宋则发展成熟，进入其制度化的确立阶段。书院制度的确立有如下几个主要标志。首先，书院和理学互为表里，荣辱与共，形成一体化结构。这种结构，使书院具备了在学术文化领域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功能，事实上，书院对中国思想文化在南宋时期形成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功甚伟。第二，规制日趋完善，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成为书院的六大事业，表明书院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完全而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教育组织。第三，内部的职事设置日趋合理，基本形成研究教学、行政管理、财务后勤、学生自治等相互联属的几大条块，说明书院的组织管理已臻完善。第四，各书院开始制订并执行学规、规程、揭示、学榜等不同名目的规章制度以规范自身的行为，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标与学术文化主张，南宋后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颁行天下后，书院更有了共同的准则。这种自觉的举措，是书院制度走向成熟并最终确立的标志。本文将以南宋为例，从规制建设出发，探讨书院的六大事业。关于书院的事业，20世纪30年代盛朗西先生在《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中，概括为三大，其称：“书院有三事，一藏书，二供祀，三讲学。”从此，讲学、藏书、祭祀就作为书院的三大事业而不断被人提及，得到认同。到80年代，我们认识到学田的重要性，在《岳麓书院史略》中提出了书院的四大规制说，认为在替代官学的北宋前期，书院形成了由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等四元素构成的基本规制。于是，“四大规制”作为一家之言遂得以与“三大事业”并行于今日。然而，仔细分析，北宋书院规制的官学成分还比较浓，如祭祀部分，对象锁定在先师先贤，无论是岳麓书院“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还是白鹿洞书院塑孔子及其弟子像，都是唐宋时期庙学制度的翻版，照搬官学，还没有书院自己的特点与特色。就是书院的讲学，也还基本停留在以传播儒家文化基础知识的教人“读书”阶段，还没有上升到新理论整合、创建、推广的“讲道”阶段。于是，在书院的制度化建设进程中，就有了南宋理学家的进一步努力，书院的基本事业与规制就由三大、四大变成了六大。学术研究研究学问，集成理学，是南宋书院建设的头等大事。研究源出于讲学，而从逻辑上讲，它又居于讲学的上游。使所讲之“学”缜密完善，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其主要任务。其任务的承担者，主要是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熹等当年的学术大师及其主要弟子。因此，躬与其事的书院从数量上来讲只是少数。前述朱张岳麓会讲讨论中和、太极、乾坤等问题，朱吕寒泉精舍商定富含哲学思想的《近思录》，朱熹在其创建的福建考亭等书院研究完成《四书集注》、《伊洛渊源录》、《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书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系列理学著作，朱陆吕鹅湖之会讨论治学方法，陆九渊赴白鹿喻讲义利等等，都涉及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也取得了标志性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既为“讲”之基，亦为“学”之源。也就是说，书院的学术研究及其形成的理学理论，可以保证讲学在高质量高水准状态下连续不断的运行。现实世界中尽管只有少数书院能够真正担当学术研究的重任，但在讲学盛行的时代，它可以产生一种引领作用，使大多数书院形成对学术研究的景仰与向往，从而使学术研究本身也变成一种时尚，或者说至少是一种追求的目标，并最终演绎成书院的一种基本规制。前文讨论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时，提到过反对派所指建书院、立祠堂、注《四书》、辑语录四者所构成的文化主流，其中的刊注《四书》、衍辑语录两种行为模式，就是众多书院努力于研究学问的真实写照。如衡阳石鼓书院，淳熙十三四年间（1186-1187），戴溪任山长，“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成《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此书流传至清，收入《四库全书》，其提要称：“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然训诂、义理、说经者向别两家，各有所长，未可偏废。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于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这本书能够得到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和轻理学重考据的清代学者的赞扬，实属不易，可见其学术水平甚高，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此亦可见，南宋书院从事学术研究的成效不差。总之，将从事学术研究变成书院的基本规制，使书院获得了推动学术进步的发动机，提升了书院参与文化研究与创造的能力，这是南宋理学家们对书院自身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从此，具备很强的文化创造功能的书院就成为推动中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