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徒步穿越中国从上海到宜昌改0320.docxVIP

1909年3月，为了实现“从中国内部好好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夙愿，记者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乐梅”）登上邮轮，从新加坡经法属西贡抵达上海，然后逆长江而上经汉口到宜昌，接下来进入偏远省份云南，直到1910年2月才离开中国进入英属缅甸。从新加坡到宜昌[英]丁乐梅新加坡——西贡——香港——上海我是一名记者；而记者，与许多职业一样，也是个工作负荷很大，随时需要上天人地的行当。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要陈述事实：之所以要开展这个本书用大部分篇幅叙述的活动，仅仅是为了达成一些特定目的，比如——探险，以及其他报业工作者才会热爱的“挥霍生命”行为。读者们不妨这样理解：作者仅仅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恰好赶在敏感时期度了个假而已。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对中国怀有深厚的兴趣，更有个怀揣多年的愿望：抢在现代化攻占中国以及她淳朴、与世隔绝的人民之前，好好地从内部看一看她。1909年年初，我正式产生了横穿这片丰饶土地的想法——春节前夕，在我位于新加坡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住所，我与一位朋友在就餐时谈起了中国。正是这场谈话，促使我们双双下定了利用休假时间横穿中国的决心——当时他几乎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而我则觉得，若能从一个记者的视角来记述在中国中部的数月旅程，将会非常有卖点。我们要进行这一“壮举”的消息直至当年夏末才传到了我亲爱的老家英格兰。我们就徒步穿越达成了共识。于是在1909年2月22日，落日刚刚消散在美丽的新加坡港(该港口本是远东地区最有价值的战略要地，却在官僚主义盛行的英国政府管理下一年糟过一年)，我们便乘着法国邮船“尼拉”号前往上海。前来送行的朋友们十分不情愿，还预言说这将会变成我通往长眠的终极旅程，因为中国人绝不可能会让我活着离开中国。我承认，作为一个只考虑到生活和旅行条件的普通人，在这一点上我有所疏忽了。我就这样上了路，目的地是那个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帝国。她凌驾于世界所有国家之上，正在向更美好的未来蜕变，即将钻出历史的躯壳。“革命，革命，革命！”就是她的回声，而我正在前往聆听的途中。彼时，“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的呼喊传遍了全世界。政客们瞳目结舌；编辑们疯狂地重复这句话，杂志里充满了标题耸动的社论文章，不同的立场并排付梓——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由知识体系绝不完备的作者们写就，或支持、或反对、或事不关己。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部分中国人试图带领这个此前一直对周遭漠不关心的民族前进的热切愿望，不知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作为一个确实想要搞清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的人，我理应到中国去看一看——只有实地考察，才能真正有所研究。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是否遍及了全中国?它是否即将造就帝制的末日?一个新的中国正在逐渐成形，人们都知道那些位于长江上游以及与首都之间通了铁路的发达省份已经取得了斐然成就；然而人们却很难相信类似中国版“欧洲主义”(译注：主张欧洲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联合)的思潮并没能对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产生丝毫影响，就算有一丁点儿，也是以蜗牛的速度：本卷的第二部分就要探讨这个主题。我们知道新中国远远落后于她所处的环境里，大概唯有当她经受了激烈的变革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希望能与其他东西方势力平起平坐，但在这一野心实现之前，或许她只能以血流成河来祭祀了，哪怕这种方式会令掌管该国四干多年的神明们作呕。但看来无论代价是什么，无论整个国家究竟要承受些什么，无论人民对变革的抵触情绪究竟有多强烈，变革都即将来临——它已经风驰电掣地来此生根发芽了。中国正在改变——有无数迹象可以证实这点；这改变发生于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早在所罗门王的同时代，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思想就已成形，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一度有希望永远延续下去，所以尽管变革遭遇了重重阻挠，政府的呼声“中国乃是中国人之中国”( China for theChinese)仍会赢到最后。悠久的华夏文明必须洗削更革了，她需要达成现代化的目标，但官员的贪污腐败与钓名欺世，正阻挠着政府实打实地付出；她的差距在我和所有旁观者眼中都十分明显，不过为了弥补它，她正诚恳地努力修正自己的错误。很有必要强调一下，这是政府的观点。但是在中国，政府并不等同于人民。他们从来就不是一回事。中国的幅员着实太过辽阔，仅凭几张圣旨，绝不可能使她的四亿三干万人民接受这翻天覆地的改革。即使贴出了布告，政府也应赶在其内容施行之前，说服民众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有关内容将会在本卷第二部分具体展开：在云南，仍有广裹的土地尚未被发展的浪潮触及，那里的人民依旧过着与原始森林时代的西方人差不多的生活，与疾病、贫困、污垢为伴，生活在官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堕落的环境里。有些信奉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的作家，因为缺乏远见而心态悲观：中国自己也屡屡未能在这艰难的时刻实现细微的改革，并因而蒙受着耻辱的失败——但即使如此，仍有些人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