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和傅斯年关于汉代地方制度论争.docVIP

吕文浩：吴景超与傅斯年关于汉代地方制度的论争 作者：吕文浩 文章来源：《团结报》史学版2012年6月14日 更新时间：2012年06月17日 ? 论争缘于劳干的一篇文章 ? ???? 抗战时期，吴景超与蒋廷黻、翁文灏、陈之迈、何廉、陶希圣等人延续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的风格，在战时首都重庆创办了一份旨在发表独立思考与研究心得的时论刊物《新经济》，从1938年11月起至1945年10月1日，这份刊物共办了6年零11个月，发刊凡138期。据有关学者研究，首先提议创办这份刊物的是蒋廷黻，他不仅起到了催生作用，而且可以说对该刊相当热心，尤其是在前期起到了核心作用。而刊物的日常编辑工作主要由在经济部任职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担任，除了1943年三四月间赴美访问一年以外，他一直是刊物的实际主编。 　　在抗战爆发前的多年间，若干政府内外的人士一直有调整中国省区的意见讨论。至抗战时期，这种要求已经成为“极普遍的风气”，国民参政会的川康建设方案主张将四川划为三省即是其中的一个具体方案。甚至国防最高委员会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遴请负责任的官员及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设计一个涵盖全国范围省区调整的具体方案，搜集的材料极为丰富，方案也在积极进行之中，使人感到缩小省区的要求“已经渐露实现的曙光”。 　　对时事敏感的《新经济》同仁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讨论的热点。他们不仅发表了政治学家陈之迈的《中国的省区》一文，还由蒋廷黻约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写一篇中国地方制度历史状况的论文。傅斯年一时无暇，便将这个约稿转给了在该所任职的历史学者劳干（贞一），请他代劳。劳文完成后转给蒋廷黻，他的总体看法是：“前段讲秦汉地方政制，颇多精彩，惜不详细；后段讲现在如何应缩小省区，意见很对，但不起劲。”他并且预料到吴景超接到稿子后必然感到难以处理：分割不好，删改不好，全文照登也不好。但因当时太忙，蒋廷黻未加意见就把稿子转给吴景超了。吴景超没有领会蒋廷黻的约稿意图是：不要劳干讨论当代问题，只求他间接地说明缩小省区方案有其历史的根据。他认为劳文写得很长，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制度，从前汉以至前清都大略谈过，“但只见堆砌工作，对于历代地方制度之作用、意义及其问题，则均未谈到”，而讨论当代地方制度的部分，“虽无特色，但言人所未言，故遂删去考据部分，代为刊出”。 　　劳干一篇纵论古今地方制度的长文，最后是以两个页码多一点的篇幅刊出的。（见劳贞一：《论缩小省区》，《新经济》第6卷第7期，1942年1月1日。）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讨论历史的部分被删掉了，讨论当代的最后一部分被删去考据部分，只留下了一些被认为是没有特色但“言人所未言”的部分刊出，他当然是极为不满的。傅斯年说劳干写此文“甚费气力”，但吴景超却认为此文“实未用尽气力，应细加分析，从新写过，始有价值”。 　　更让劳干愤懑的是，这篇不被吴景超欣赏的文章在删节刊出后竟被弃之一旁，不知去向。傅斯年托劳干撰文，但劳文未得到应有尊重和恰当的处理，也颇使他感到气愤。他在给吴景超的信函中说：“弟曾编过三几种刊物，从未弃过人之稿子，似乎编辑者应体贴撰文者。即如劳君此文，如承寄下，弟稍为改动，未尝不可卖数百元。彼撰此稿，是弟托之，并无卖文之意。然贵刊不登，弟理当为之另找一处卖之。此文既仅以末段交印刷人，其前之长篇似无亦交印刷人之理，然则再请吾兄费神一检，如何？感激之至！”可惜的是，稿子因经过一次搬家，确实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后来由蒋廷黻出面设法给予劳干赔补，丢失原稿的问题始告解决。 ? 吴、傅关于汉代地方制度的分歧与论争 ? 　　劳干并未直接向蒋廷黻或吴景超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种心情上的愤懑是由托他写稿而且特别仗义执言的傅斯年表达的。1942年3月26日，傅斯年致函吴景超责问缘由，4月6日，吴景超在回复中不仅表达了他和蒋廷黻对劳文的负面评价，而且说自己对于汉代制度略有研究，前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的几次设计始告解决，但此点在劳干文中却未曾得到发挥。傅斯年接到吴函后，很快作了回复，对于劳文的好坏以及是否用心，“均不论”，他以历史学家的丰富学识，敏锐地抓住吴函中“譬如前汉中央与地方之关系，经贾谊、晁错、主父偃等几次设计，始告解决者，在劳君文中并未发挥”的看法，作了具体的展开。他认为吴景超所举的贾谊、晁错、主父偃等几次设计，“皆关于汉廷对于王国之政策者，并非关于地方之制度者”；“若兄所言者，乃‘西汉如何统一中国’一政治问题耳，此是两事也。七国乱前，汉与王国，并非中央与地方之单纯形式，法律、事实，皆如此。王国之变为地方，乃七国平后至汉武初年逐渐而成之者。”简言之，傅斯年的意思是汉初至汉汉武帝初期的王国制度并不是汉代地方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与地方制度并列的一种形式，写汉代的地方制度不必要写王国制度。在他看来，由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