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角度探讨“文化走出去”之说.docVIP

从翻译角度探讨“文化走出去”之说 “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阐释崭新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些说法都是我国政府所提倡的“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另一种表达。而“翻译”， 在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从对外文化交流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有太多的官员、出版界及新闻界人士在谈论“走出去”，而唯独真正帮助文化“走出去”的实践者——翻译家们被集体遗忘。这也难怪，海德格尔说过“翻译从来都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种运动”，可是它却无处不在，并悄悄改编者世界文化的格局。人类文明要保证可持续发展，必须提倡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新人文精神。没有翻译家们的辛劳，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然而翻译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化究竟“走不走得出去”，也有其自身的必然规律。 我们知道，孔子学院在海外创办已有些时日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口号也已经耳熟能详，但我们的文化究竟走出去了没有？也许这个问题由2010年所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法兰克福书展会来回答，最有说服力。“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完美”，这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GAPP)副署长邬书林本周视察法兰克福国际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中国展台时所作的指示。对细节的紧张关注很说明问题。对中国而言，作为主宾国出席全球最大的书展，意义远大于书展本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负责组织中国参展活动的柳斌杰表示：“这也是规模盛大的一次文化外交活动。但是与奥运会一样，这种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并不总是像中国政府所想的那么和谐。正如中国政治领导人所强调的，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领导中华民族的复兴，理直气壮地恢复大国地位。这其中就包括“走出去”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的同时，中国还力争通过其媒体和文化，将声音传播到全世界。然而，德国作家、媒体、维权人士和政治家对被中国政府驱逐、监禁或噤声的作家表示出了强烈兴趣，中国政府也致力应对这一难题。书展开幕的前一个月，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邀请戴晴和现居美国的诗人贝岭等异见作家参加一个研讨会，讨论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抗议后，主办方撤回邀请，引发了德国媒体的一片抗议之声。最后，戴晴和贝岭重新受到德国笔会(PEN club)的邀请并出席了研讨会。这在研讨会上引发了一些政治议论，中国官方代表团当即退场。更多的麻烦必然会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的讲座和研讨会清单上，有“中国和德国——彼此发现”这类没有争议性的、主要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学者出席的主题研讨会，同时也有关注中国政府批评人士、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西藏政治文学的活动。这无疑与中国试图展现的自我形象和它希望进行的文化交流大相径庭。看来，要实现“文化走出去”还不容易，有一说是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敌对势力的封堵。 曾经看过北大教授许渊冲写过的一篇文章，其中记载道：“我曾在美国一家BarnesNoble书店浏览终日，查过门口电脑以后又用笨办法，一个个书架扫描瞄过来，只发现七种与中国题材有关的读物，却又都是属于我们海关要查抄的问题书，想找一本司徒雷登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都没有。我又曾在佛罗伦萨的中心广场歇脚，坐在长椅上看那边的万国旗，膏药、八卦都有，就是没有咱们的五星。”或许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并没有像新闻报道上所写的“中国风劲吹”呀“中国热”、“与世界的对话样本”之类的乐观和狂热。说这些都与意识形态有关吧，我信。 先不谈欧美国家，不妨把目光转向第三世界，就拿我们出大力援助的非洲为例吧。据不完全统计，走出去的中国人在那里已有百万之众。黑兄弟对我们的接纳程度又如何呢？Made in China 改称Made in China with the World之后，黑人兄弟姐妹对中国商品的质量仍多疑虑，对某些中国商人“和尚打伞”式的金融和商业文化颇多微词，罔顾公德又缺少教养的行为举止又被诟病不断。我们可以说，有些黑兄弟或许患了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可他们就喜欢吧“走出去”的中国人跟那儿的欧美人作疵谀之比。不过，我们知道，内在的需要、适时的环境、当下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成为制约着一国文化向另一国文化输出、影响着一国人民对另一国文化接受和认同的因素。再加之中国文化向外输出地过程中，必不可少要通过翻译这一手段。而翻译活动复杂性背后所隐含或凸显的文化差异，对翻译之“场”起作用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更给文化输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诸如歪曲、冲突、抗拒等等现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因此，我们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政治、文化、接受心态或认知层面的种种障碍。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是一种必然，是大势所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翻译问题一直高度重视。最近几年来，有些出版社还积极组织国内各地的翻译专家，推出全面介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