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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掌门人的创业故事 　　从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从遥远的澳洲，从古老的欧洲，还有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等，一个个远方学子不约而同地“游”来深圳。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对家人的思念深藏心里，把奋斗的艰辛掩埋在心里，在深圳湾畔演绎着一出出“别有一番滋味”的奋斗、创业的人生故事。 　　沉鸿：创业艰难百感多 　　公司刚起步时，沉鸿同销售部同事拎着近10公斤的变频器产品上车下船，在广东省内到处推销。为了节约开支，他们拿着手中的好产品却“不敢”出省推销。他回忆说，想起来有点好笑，那时大家真不知该怎样推销自己的东西；缺钱，不敢多出差，只好坐在办公室互相瞪着双眼生闷气。1999年，在日本学习、工作了7年后，怀着一身变频器技术的沉鸿回到了深圳。大家一起凑了15万元钱，在麒麟路立交桥的孵化中心4楼成立了康沃电气技术公司，他当“头儿”。4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找资料，设计产品；到市场采购原材料，焊接PCB板，安装，调试，一遍又一遍。1年下来不知道在办公室兼实验室、有时还兼起居室的“地方”熬了多少个通宵。当15万元快花完时，团队中有人萌生“难意”，沉鸿咬牙说，干，必须干下去啊！ 　　为了融资，沈鸿谈判了20多家投资机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融到了第一笔资。2001年5月建立了生产线，变频器下线了。但那个时候，国外品牌的变频器几乎已经铺天盖地牢牢占据了国内市场，国产变频器毫无名气。公司最早成交的一笔单，沉鸿至今印象深刻，他回忆说，东莞市汉江机械厂用5000多元买了他们3台变频器。产品渐渐卖得多了，到了2001年10月后，公司现金流多了，沈鸿终于做出“惊人”的决定：可以出省推销变频器了。 　　如今，康沃公司销售额已经增长到2500多万元。沉鸿在艰难创业的第4个年头里，尝到了创业的甜头。问起沉鸿这4年的创业感受，他百感交集地说，两个字：很苦。实际创业的过程，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 　　董世杰：享受工作 　　在两次对董世杰的采访中，记者都近乎“残忍”地提到了他的妻子和小孩。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在记者观察之中，一让他说起这事时，我似乎总能看到这位年近40岁的东北汉子眼底下的一星点泪花。 　　董世杰说，在深圳创业两年来，与家人远隔万里重洋，是自己心中的“最痛最脆弱”的地方。但最欣慰的是，妻子是位深明大义的女子，有时甚至比自己看得更远。这两年中，每一年他都会从深圳飞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他说，虽然想过把妻子和小孩接回国，可是13岁的大儿子只会说、不能写中文，4岁的儿子则只能听懂一点；进深圳的英文学校呢，费用实在是太贵；再加上国内教育体系、方法与国外的迥异，不得不“丢”下家人回到独自创业。 　　董世杰在深圳的创业多少带有“悲壮的开拓者”的味道：他本人的资金和合伙人的投资，还包括深圳市政府支持的42万元，2年来全部都花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刀刃”环节。他没有买房，在创业合伙人、大学同学、朋友家中整整借住了2年，直到今年10月，才在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租了套房。也没有买车，上下班以步代车，办事、开会比较急时就打的，时间宽裕时则去坐大巴或中巴。 　　其实，如要活得“轻松”，董世杰一松口也许就办得到，因为这2年中，不下5家深圳企业集团找到他，要买下“易天元”公司和他本人，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要股份也有股份。董世杰说，同这些企业也谈过，最后总觉得“不对劲”。创业两年多，董世杰深深感受到创业团队的重要性。在管理中，董世杰最欣赏“enjoy”管理，他教育员工的第一条规则是：如果不喜欢正在干的那份事，说出来换一换；如果还不喜欢，再想想办法；最后还不行，随时恭候离去。董世杰说，创业型公司最关键就看前三年，明年刚好是“易天元”的第三个年头，“易天元”会活得越来越好。 　　徐国洪：工作就是解决问题 　　1991年，徐国洪本科未毕业就考入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天体物理博士学位，师从世界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吉瑞米拉·奥斯顿克博士。 　　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徐国洪经历了一件“影响一生”的事情。有一天，他的博士导师吉瑞米拉·奥斯顿克邀请了很多学生去家中花园野餐。谈话中，徐国洪惊异地发现导师原是一名哈佛大学化学专业肄业生，于是他问导师：为什么喜欢天体物理多过喜欢化学？奥斯顿克答道：所有的研究都是解决问题，无论是天体物理学还是化学。他猛然醒觉：原来，生活当然包括工作，就是区分问题和解决问题。 　　徐国洪在天体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兴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结交了一群在硅谷工作的朋友。朋友们向他描绘了硅谷工程师解决的都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前沿的问题。他来到硅谷体验自己向往的那种生活。在硅谷工作2年多后，徐国洪决定创立自己的公司，让自己的公司去解决行业里别人没有解决的一些难题。2000年2月，深圳茁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在国内，徐国洪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喷涌而出，主持研发i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