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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宁“再生纸”圆了我绿色的梦 　　我最初在政府机关工作，１９９１年下海经商，开始做装潢公司，两年后又做粮油批发，干了３年，赚了点钱我就到南方去办厂。这一次投资不小，可后来被人骗了，赔了个精光。那是１９９９年的春节前，我妈天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 　　大年二十九我回到了北京，当时兜里只剩下二十几元钱。年初五，我实在呆不住了，就骑着自行车满街转悠，想碰机会先找个工作，结果就碰到一个同学。他说我找了你好几年，总算碰面了，到我这儿来做吧。他做的是广告设计、安装公司。我就去了，在他的公司里做闭路、监控、安装活儿，后来他留我做到副总，月薪４０００元。从年初干到５月份我就出来了，同学再三挽留，我说，我从下海以来就没给别人打过工。他问我做什么，我说没想好。他说你需要资金找我。 　　发现再生纸商机 　　转了一个月也没找到事干，我就想去深圳，可家里不同意。同学知道后说有个工程，让我帮忙盯一个月，这样我又回去了。然而我还是不甘心给人打工，天天通过报纸、电视寻找商机。一天，我看到一篇关于造纸七厂生产再生纸的报道，顿时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因为以前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再生纸”。我愿意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我想尝试做“再生纸”。有了这个念头，我就找到造纸七厂负责人，说出了我的想法，他说不管谁做我们都欢迎。我说我想当一个推销员推销这个产品，销售科科长立刻表示支持，并当即给我办了手续。 　　我就开始跑，跑了很多公司，人家都不理我，有的提出我的再生纸售价也不便宜，不值得买。我就给七厂提意见，说既然是环保产品，二次利用，就得按市场规律定价。他们解释说，价低了不行，生产再生纸需经过分解、除沫、打浆、漂白等多道工序，虽原料来得低，但成本下不来，最主要的是使用范围太小，形不成规模。我想，学校快开学了，就来到一所小学校推广，门卫把我挡在了门外。我骑着自行车又跑了几十个学校、单位，可没有一家买我的再生纸。 　　进入１０月，天气渐冷。我的推销却没有战绩，心里很着急。这样不行，得想点办法。我改变方式，用废纸换新纸本。我就拿着造纸七厂生产的学生本，一早来到离我收购点较近的安贞三小。正赶上学生做早操，保安不让我进，正与保安争执着，校长来了。我赶紧跟校长说，我是做环保公益事业的，想用学生的废本换新本。没想到校长高兴地说，我正找呢，你们就来了。校长姓丁，非常热心环保，她问我怎么做，我说你们让学生将废纸、本积攒起来，我根据数量给换新本，并且说了一个交换标准。 　　走进学校和社区 　　没想到这次如此顺利。三天后，学校通知我去，学生们非常踊跃，我收了满满两板车的废报纸，雇了两个人拉到造纸厂的一个收购点。当时报纸是每公斤一块两毛五，还挺值钱的呢。我的７００多公斤报纸卖了９００多元。我拿出其中的７００元钱买本子返还给学校，又付给俩工人几十元劳务费，我自己净挣了２００元。很多学生跟我说，到社区收多好，到学校太麻烦还得拉过去。我想对呀。于是就来到《工人日报》宿舍区。社区居委会的人听我一说非常热情，马上贴了通知，让我周六日来收。 　　周六上午九点我来到社区，居委会组织社区居民排好了队，旧书废报纸堆了一地。居民们说，只要能造好纸，我们捐给你都行。我拿那２００元钱买了卫生纸换给他们。我想，只要我能把资源集中起来这就是再利用了。我们倡导二次利用，这两年又提出了“循环经济”这个词，那时我就在搞“循环利用”。 　　后来我相继去了很多学校和社区，开展我的循环利用工作，并且有了一点知名度。２００１年春天，一所学校让我去讲课，我问讲什么呢？对方说就讲讲环境保护。我说环保概念我还没有，讲不出什么。他们说就讲讲你的废纸回收。这时我通过朋友了解到有个做公益事业的地球村，就找这些环保人士向我介绍一些环保理念。 　　“金色啄木鸟”诞生了 　　后来一所小学的老师找到我说，学校有个门脸不大，你就不用来回跑了，到我们这儿来，学生换购也方便。有了这十来米的房子，也就有了根据地，我把这儿作为一个收购点，当时也没正式办执照。后来工商局的人找到我说，你做的是好事，办个执照吧。２００２年我正式办了个执照，取名“金色啄木鸟节能环保中心”。 　　这时北京做再生纸的企业已有７０多家，但再生纸销售却走到了低谷。人们认为再生纸不好用，媒体的攻击也多起来，说一是价高，二是纸黑，社会也开始不买再生纸的账。其中复印纸出现的问题最多，我换的纸就有把人家的硒鼓烧坏的事，我也懵了，说一千道一万，没有好的产品拿给人家也不行，我不敢再向公司单位推销再生复印纸。 　　２００２年底，我做不下去了，招来不少员工，负担重，办了执照得交税，而我已是入不敷出。还有很多单位要求退货，我开始打退堂鼓，想改行干别的。这时，是石景山的一位大妈让我重新鼓起勇气，她是位退休教师姓徐，那天，她拎着专门收集起来的废纸，从石景山的家出来，倒了三趟车才找到我这儿，要跟我换纸。当时我很感动。她说，你们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