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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译中述翻译模式 　　摘要：西译中述即口译笔受，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翻译模式，在科技文献翻译的第一、二次高潮占据翻译的主要地位，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不可磨灭，存在着固有的优点和缺点。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中，由于译者的素质不高导致了这种翻译模式下的两大弊病，译者语言能力与自身所掌握知识尤其与译品的质量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西译中述；语言能力；科技文献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88-02 　　一、西译中述的翻译模式 　　西译中述是翻译的一种模式，由中西两人合作，即西人口译（亦称口述），中国人笔记（亦称笔译、润色）。西译中述即口译笔受。在早期东汉的佛经翻译中，就有口译笔受这种形式。安息国的安玄，天竺的竺佛朔，月支国的支娄迦谶、支曜以及康居人康孟祥、康臣在翻译中担任口译，严佛调，孟福、张莲等人则担任笔受。在明末至近代中期的翻译大多都采用西译笔受的翻译模式，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口译，中国士大夫担任笔受，两者合译了大量的科技文献作品。近代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益智书会、广学会，也随处可见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模式。例如，傅兰雅曾对翻译馆的译书方法有详细叙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则精”。（马祖毅，1998：342）这也是对西译中述一次较为详尽的描述。西译中述的翻译模式是由明末清初时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首创，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达到高潮，甲午战争后逐渐退出翻译的舞台。 　　二、“西译中述”的翻译模式产生的原因 　　西译中述的翻译模式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翻译方式，在科技文献翻译的第一、二次高潮占据翻译的主要地位，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1.历史原因 　　第三次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在明末清初，从16世纪到18世纪。16世纪时，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也开始进行海外掠夺，耶稣会的传教士就是在殖民主义掠夺我国沿海地区的同时，前来我国从事宗教活动的。耶稣会虽然是欧洲各殖民帝国的先遣队，但发现凭借武力远不足以打开当时中国的大门，不得不改变策略，在日常活动中采取大量的文化和宗教活动形式。而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闭关自守的时代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侵略我国的同时，在思想上也给中国人民带来冲击，大量的外来人士也纷纷进入中国。这就为“西译中述”中的“西译”提供了条件。 　　2.文化原因 　　明末清初至近代，西方人逐渐打开中国的大门，带来新思想的同时，部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了解地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渴望更多的认识西方，学习科学。如“康熙帝本人即爱好科学，鼓励传教士翻译介绍西方科学……”（马祖毅，1998：303）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也改进了教育，办新学堂。处于危急关头的中国文化系统需要引进新质，翻译是最快捷有效的途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会晤，是文化传播链上的第一环，也是一次科学启蒙。这也是西译中述产生的一个间接原因。 　　3.译者认识的原因 　　在过去，总体译者对翻译工作的认识比当今低下得多。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翻译工作者仅从输入西方文明、改良社会的认识出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这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很多……他们提起笔，总要借他人之口来宣传什么，自觉或不自觉得为某种政治服务”。（马祖毅，1998：307） 多数人把翻译看做并非难事，没有对翻译的基本要求及艰巨性等方面有明确认识。认为随便找个人口译下再笔述下就行了。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西译中述”的译书模式。 　　4.语言能力的原因 　　这是产生西译中述译书模式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明末清初至近代中期，中国熟习西语而兼通科学的译才少之又少，来华的各国传教士中文程度也普遍不是很高。“利玛窦的自述便可说明这一点。他在《几何原本》的序言中说：‘东西文理，又自绝珠，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知图，肄笔为文，便成艰涩矣。’”（黎难秋，1993：150）华蘅芳也曾在其与玛高温合译的《金石识别》的序言中说：“玛君于中土语言文字虽勉强可通，然有时辞不能达其意，则遁而易以他辞，故译之甚难，校之甚繁，几及一年始克蒇事”，（马祖毅，1998：350） 这也说明了西方传教士中文能力不高。缺乏精通双语的译者，只有采取中西合译的形式，两者在语言上才能进行互补。 　　三、对西译中述翻译模式的评价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