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传统观照下诗性叙事.docVIP

儒道传统观照下诗性叙事 　　【摘 要】儒道文化不仅给沈从文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也赋予其湘西小说以诗性叙事这样一种浪漫式样。这不仅促使了沈从文对人性及道德进行极其个性化、极其诗性化的命定和阐释，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美学内涵。 　　【关键词】儒道；沈从文；诗性叙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精神影响及孕育了中国人独特的人文心理及活动方式，形成了中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这样一种三位一体、自给自足的思想体系，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基地的同时，也使得“他们的生活中处处表达和彰显着浓厚的儒释道之意蕴。” [1]P180相比佛家，儒家和道家，更多时候主导了中国文人的思维。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古代文人而言，对中国现代作家同样适用。 　　沈从文作为20世纪一个几乎“公共化”的牧歌型作家，从他特殊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到他小说的内容形式及语言意蕴，都极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美感。儒道传统让沈从文对生命的自然形态有一种直觉的顿悟，在对湘西古朴原始的生存状态的凝视中发掘出以肯定和崇尚自然人性的真和美的方式去实现人与社会及一切的重造。而沈从文从儒道传统中受到的最大裨益当属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了。 　　中国古代是诗歌的王国，儒道两家为古老的中国开启了诗性言说的文化传统。发达的诗歌创作造就了诗性的思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主要创作思维之一，而诗性思维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诗化的结构和诗化的风格。及至现代，诗性言说的传统依然走出了自己的一脉传承。 　　沈从文从小进私塾读书，十四岁进入湘西地方军队，在他有限的阅读体验和学习认知的范围内，儒道文化精神早已化入到他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中。施蛰存曾说，沈从文“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 [2]P139。沈从文的思想认知和人性思索无不仰赖于传统文化的熏染，经过这种文化熏染的思考、记忆和想象，使得沈从文在五四以降的新文学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之时，依然能够通过湘西特殊的原始风情，展开了一个自由的非历史的空间，从而对道德进行了极其个性化、极其诗性化的命定和阐释。 　　沈从文在总结自己叙事特征时曾说道，“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 [3]P280。“用故事”，也就是讲故事；“抒情作诗”，也就是追求小说诗般的审美效果。诗般的语言、灵动的意象和高远的意境，使得《边城》成为一曲浓郁的抒情诗。在那里，大自然不是一个天然的存在，它是有灵性的。钟灵毓秀的青山绿水长养了天真秀逸翠翠，山崖上肥大的虎耳草是翠翠情窦初开的化身，屋后的白塔更与翠翠的命运紧紧相连：翠翠与老船夫相依为命时，屋后的白塔肃穆地矗立在河边，阅尽人间的沧桑。雷雨交加之夜，白塔轰然倒塌，老船夫也在雷雨将息时突然逝去，翠翠因失去了唯一的亲人而悲痛欲绝。而随着时光流逝，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只是翠翠却依然在溪边守候一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人。在这里，人的命运和自然的演进和谐一致，浑然天成。人与外界、心灵与自然的隔阂已然消失，可以说是对庄禅之道的“师法自然”，寻求“物我合一”境界的最好的注释。 　　但沈从文的诗性叙事并非仅限于用“抒情作诗”，对时空的虚化和诗化处理也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大特色。雅克·马利坦在谈到中国的艺术精神的时候曾说，“中国艺术家所提供的主要价值即对于时空的淡漠” [4]P26。沈从文在湘西小说中脱离了固有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言说系统。边城不仅有着现实的色彩，但更多的是超现实的特征。尽管《边城》一开篇就有具体而清晰的地理位置的介绍，但这种交代，不仅无法给人一种现实感，反而强调了一种距离感与陌生感。湘西因其地理位置的偏远，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古老、神秘的色彩，这样就与当时的文化中心天然的拉开了一段距离。沈从文正是通过湘西与现代文明城市之间这种天然的距离感，打造了一个“处处有奇迹”的异度空间。《边城》的第二节几乎用了整节的篇幅来描写当地的风土人情：河水泛滥时，受损失的农民坦然而平静；驻扎的戍兵和当地的居民一样过着单纯寂寞的日子；吊脚楼里的妓女和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是一样的地位……也正是通过这段描写，沈从文实现了对边城的现实空间及社会规范和现代文明价值体系限制的突破，他把整个故事以及附加于这个故事之上的意蕴都带入到了另一个虚拟空间，并在那里完成了对人性与命运、人生形式及民族命运走向等命题的透视与思考。 　　时间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沈从文在《边城》中把时间虚化、模糊化了，但情调与意境的流通和连贯并未受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空间化时间意识的应用。宗白华曾说，“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南西北。这个意识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里。时间的节奏（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