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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守望,大学出版方向 　　深秋的一个午后，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发呆。一缕斜阳从窗外洒进，在满墙的书柜上婆娑。我追随着光影，用目光去触摸那些书脊，去查阅那或明或暗的书名，追忆那或长或短的故事。对于一个出版人来说，这应是一份惬意，还带着些许的自豪，因为在那一本本饱含他人成果的著作背后，悄悄记录着我们的名字。 　　可是这个午后与我的图书两两相望，却是一个失意的邂逅。这些宝贝图书，从过往到今天，给我呈现的却是一个文化价值日益单薄、印制册数逐年下降的过程。满目的样书中，令人珍视、值得馈赠的良品佳作已寥如晨星。可是这些年编辑的任务涨了又涨，出版补贴的门槛高了又高，要上缴的利润多了又多。于是我的耳边骤然回荡起编辑们的无奈、教授们的牢骚，还有领导们的不满…… 　　我们心中那寄托理想、视若生命的大学出版，究竟怎么了？ 　　当前中国的出版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转企改制给出版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经济改革与制度创新并非万能，出版显现的问题终究要回到文化的母体中去寻求答案。 　　大学出版作为出版中的出版，面对的是文化中的文化。大学出版人应当以深刻的文化自觉，去认识大学出版的本质，担当大学出版的重任。大学出版人的这种文化自觉是对理性与思辨的回归，对激情与创新的守望，是引领大众在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科学抉择的一股内在力量。 　　 　　大学出版应该是文化的 　　 　　文化是民族之魂魄，国家之根基。文化一旦生成，它对个体的生存将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像血脉一样构成人存在的灵魂；同时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文化看似柔弱，实则刚强，因为它总是以无形的精神意识和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与现实，深刻作用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我们的出版自诞生以来，历经千年演变、百年沧桑，其载体从甲骨的、简帛的、雕版的、印本的，到电子数字的，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受众从王权专享到普世共有，已遭遇颠覆性的推动；其社会功能从政治的、教育的，到经济的，甚至娱乐的，??已得到全方位的开发。无论载体、受众、功能如何变迁，出版的本质是文化，始终如初。没有思想的图书是一堆废纸，没有内容的互联网是一片死海。没有文化的出版，言语苍白、精神颓废，它又如何教化育人，又怎样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是文化给出版以血肉、是文化给出版以骨骼、是文化给出版以魂魄。离开文化，出版将烟消云散。 　　大学自其诞生以来就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大学是文化发展的区域中心。它包括众多学科领域，集学术研究、科学发现、人才培养及精神建构于一体，成为新文化的孵化器。它有科学、民主、创新的精神理念，有开放、平等、自由的文化氛围，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文化积淀。大学出版根植于大学，更应该回归文化，守望文化，致力于构筑大学的文化精神。所以柳署长说，大学出版理应努力营造高雅的文化氛围，坚持引领社会文化的批评精神与超然态度，追求大学的社会责任之大，追求大学的学问之新，以大气魄、大气派，引领社会的文化潮流。 　　 　　大学出版应该是服务大学与学术的 　　 　　大学出版的特点在于，它是办在大学里的出版社，即背后有大学母体作为依托。这一特点几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学出版服务大学、传播学术的特殊使命。中国古代大学的雏形——国子监，既是封建时代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也是重要文献典籍的编纂刊印场所。真正以大学出版社命名的，是192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出版社，后因日本侵略华北而停办。之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学出版事业一直与中国无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适应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适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到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因国家对出版事业的调整而暂停，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解散也被迫停办。以此为起点，直至“文革”结束，我国大学出版事业一度陷入停滞。到1978年，随着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为适应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以及科学发展的需要，大学出版在我国得以恢复和发展，大学出版体系一步步建立成形。 　　我国大学出版事业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证明，政府对出版资源的行政配置决定了大学出版服务大学的生存目的；大学对大学出版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大学出版传播学术的自身价值。大学出版的使命和高等教育的性质及其基本职能由此紧密相连。高等教育旨在培养精英，研究学术，以此发展科技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大学出版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式践行服务大学、传播大学学术的使命，与生俱来，唯我独尊。 　　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催生并壮大了大学出版，大学管理体制的每一步变革也带动了大学出版的功能性转型。大学因知识密集、科研丰厚，为大学出版提供了永续不绝的选题资源；因人才荟萃、大师辈出，为大学出版提供了成熟稳定的作者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