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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析哲学与辩证哲学对话 　　摘要：这是一次两位分析哲学学者（翟玉章和潘天群，代表对辩证法的批判一方）与两位辩证论者（桂起权和张建军，代表对辩证法的辩护一方）之间的四人讨论会。主要是讨论在辩证法（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连同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重点在于辩证矛盾和辩证逻辑。批评方翟和潘认为，“辩证逻辑”要么是混乱的，要么是非正统、非标准的变异逻辑。如果是前者，当以它宣扬赤裸裸的矛盾为由而抛弃之；如果是后者，它在逻辑家族中自有一席之地，但它和标准逻辑在概念上并不能相互定义。辩护方桂和张都提倡辩证逻辑，但在对形式逻辑及矛盾律的看法方面又不尽一致。张主张矛盾律和形式逻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违背：辩证矛盾绝不是逻辑矛盾，而是形式逻辑处理不了的另类矛盾。桂主张辩证逻辑是一种非经典逻辑，一种变异逻辑，矛盾律虽然不可违背，却可以超越，经典逻辑只是变异逻辑的极限情况。变异逻辑才是普遍情况。讨论的目的只在于澄清概念，消除含混，至于谁对谁错，没有最后定论。 　　关键词：辩证法；辩证逻辑；形式逻辑；逻辑矛盾；辩证矛盾；分析哲学 　　中图分类号：B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074-09 　　一、背景的交代 　　张建军：在正式讨论开始之前，先交代一下这次“关于辩证法的专题讨论”的缘起和安排。今天安排的是“四方会谈”——翟玉章、潘天群代表辩证法的批判者，桂起权、张建军则代表辩证法的辩护者，PK一下（后文中简称翟、潘、桂、张）。 　　这次对话的起因，缘于几天前在我系举行的首届“哲学践行工作坊”上翟玉章老师的一个发言，他一方面强调逻辑分析的重要性及其分析路径，另一方面却顺势从分析哲学视角对“辩证法”进行批判。参加会议的桂起权老师非常赞赏他的分析风格，却完全不能接受对辩证法的猛烈抨击。因为工作坊的主题限制，桂老师建议设置另一个小型会议对此进行专题讨论。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作出今天的安排。现在我们制订这次论辩的规则：1.只允许以上四人讲话，听众不插话（有话可以最后再说）：2.每人讲话不能太多、太???。 　　在展开讨论前还要做一点简单的历史背景的介绍。桂老师在前天所做的关于“辩证逻辑是什么”的公开讲座中，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旧教科书的辩证法”，以便与马克思等人本真的辩证法相区别，它指的是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辩证法”。这种教科书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形成于苏联，是苏联党内批判德布林学派过程中的产物，当时那种所谓“辩证法”以彻底反对形式逻辑的面貌出现，认为形式逻辑=形而上学=反辩证法。历史的不幸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大规模传人就在30年代，无形中就连带地传人了这些错误观念。1937年8月毛泽东《矛盾论》的原初版本。原来就有一节“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那时叫做“形式论理学与辩证论理学”，也是持这种反形式逻辑色彩的观点的。 　　桂：列宁《哲学笔记》（包含《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俄文版也是1936年出版的，于是批判德布林学派的材料中就引了不少列宁论述辩证法的语录，由博古翻译成中文，在延安供党内学习。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列宁语录就来源于此。 　　张：不过，斯大林40年代末在讨论语言学问题的著作中为形式逻辑（只是传统形式逻辑）平了反，中国滞后了一点，50年代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矛盾论》不再批判形式逻辑，此后在“逻辑大讨论”中形式逻辑就变为了“好东西”。1956年毛泽东还为数理逻辑也平了反。可是苏联30年代教科书的观点影响太深太广。不但影响了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西方学界也产生巨大影响。这在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辩证法是什么》和邦格的《辩证法批判》中体现最为典型；另一典型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科恩（又译柯亨）的观点，他主张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性重建”，但认为必须去掉辩证法。他直言不讳地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坏东西”。这也是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还有另一路径。这就是该思潮的另一创始人埃尔斯特“重建辩证法”的路径。埃尔斯特认为辩证法是“好东西”，对它也可以“分析性重建”。这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是少数派。但近来在澳大利亚形成了以辩证法的分析性重建为主要宗旨的“新辩证法学派”，他们认为分析风格的辩证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现时代来说又是十分必要的。著名的次协调逻辑专家（次协调这个词我一直主张译为“亚相容”，今天用桂老师的译法）普利斯特也是这个学派的一员，他的特点是承认有“真矛盾”，与保加利亚的彼得罗夫相一致。 　　桂：普利斯特喜欢用trans-consistent logic（超协调逻辑）这个词，da Costa则喜欢用para-consis-tent logic（次协调或亚相容逻辑），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