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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技术·制度优化道德榜样宣传教育环境三维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各地类似“彭宇案”的相继发生，道德榜样宣传教育环境问题已引起普遍关注与忧虑。文章以价值、技术和制度三维框架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榜样宣传教育环境恶化的基本前提、关键环节和根本因素，并从重塑官方价值导向、优化宣传技术手段和构建救助补偿制度三个方面，提出了优化道德榜样宣传教育环境的系统对策。 　　关键词：道德榜样；宣传教育；环境；价值导向；教育模式；补偿制度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84-03 　　近年来，新闻媒体中不时会出现这样的报道：老年人不小心摔倒，被好心人扶起，反被诬陷求赔；公交车工作人员勇斗歹徒，车上乘客袖手旁观等。更有甚者，在“既然人不是你撞的，你怎么会发善心去扶？”这样的被帮者对“帮扶者”的质问中，在“没有利益触动，他为什么要帮你？”这样的执法者对“助人者”的假设中，道德榜样宣传教育陷入尴尬境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此类事件的不断上演，对普通老百姓的负面影响力极大，甚至远远超过几十年的教育和社会宣传的效果。本文试图对此社会现象进行解析，揭示其背后的价值、技术和制度因素。 　　一、道德榜样宣传教育环境的现状 　　道德榜样宣传教育中面临的困境与难题不仅涉及榜样人物的形象塑造脱离实际，让人不愿信、不愿学、不能学，更重要的是许多榜样人物的现实境遇令人寒心。 　　1.榜样人物的形象塑造脱离实际，高不可及。榜样宣传教育是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现实宣传报道中，榜样却成为远离人们的存在。一是从宣传形式来看：我们宣传的榜样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圣人化的理想倾向，其所代表的形象完美无瑕、所体现的价值脱离现实。一般来说，群众所听见、看见新闻报道中的榜样人物，不仅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是勇于奉献、舍己为人的，是吃苦在前、享乐于后的，而且集所有优点于一身，没有任何缺点。这种价值导向下的榜样人物就被塑造成了“有家不回、有病不看、有孩子不管、有父母不顾”的怪人，出现了所谓“雕像式”、“画像式”、???神像式”、“蜡像式”的榜样人物。二是从教育效果来看：一个远离大众行为准则的榜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对教育对象而言不仅不具备感召力，而且是不可信的。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更能说明问题。调查显示： 68%的被调查者认为典型报道的主要问题是“都是优点，没有缺点”；61%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类报道“模式化、概念化”；50%的人认为“空话、套话多”；39%的受访者认为“对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挖掘不够”；32%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典型人物的时代特色挖掘不够”。[1] 从这里不难看出，受众对新闻宣传所树立的榜样人物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产生怀疑、排斥，甚至逆反心理，其教育效果就不难想象了。 　　2.榜样人物的现实境遇令人寒心，让人望而却步。一般来说，榜样作为社会某个方面的杰出代表，形象不仅是光辉的，其现实生活更应该是舒心和有保障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榜样人物”吃苦受累、受伤致贫甚至遭受曲解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见义勇为者”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补偿，出现因义举受伤、生病甚至死亡而无人问津的情况，“英雄流血又流泪”。如42年前曾舍身救火的黑龙江省鹤岗市女工方玉荣，晚年曾一度被人遗忘，买不起药，只有靠廉价的去痛片止痛。而早在2001年初，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历届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64位烈士家庭的调查结果更令人心酸：64位烈士家庭中，42家相当困难，人均月收入不足200元，29名烈士子女因困难辍学、失学。[2] 二是“助人为乐者”不仅得不到应有肯定与赞扬，反而遭被救助者及其家人诬告索赔的现象时有发生。2006年“南京彭宇案”在没有具体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一审采用推理的方式判决彭宇承担责任，在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随后所谓“温州版彭宇案”、“邢台版彭宇案”、“郑州版彭宇案”、“厦门版彭宇案”和“如皋版彭宇案”等相继见报，引发了人们“好人不能做”的热议，给榜样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近年来多地发生了老人倒地无人敢上前帮扶的现象，杭州就出现了“七旬老太摔倒，一车乘客逃光”的新闻，更有甚者南京一位老人乘车栽倒后大喊“是我自己跌的，和你们无关”以求获得帮助……上述两方面情况对榜样宣传教育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极大的：如果群众在见义勇为时受损的合法利益常常不能及时得到补偿，甚至于在助人为乐时经常遭到被救助者的诬告索赔，这无疑在昭示人们“好人没有好报”，进而形成“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社会，榜样宣传教育的社会价值和现实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道德榜样宣传教育环境恶化的原因分析 　　针对榜样宣传教育困境，学术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总体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