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路(一)中国当代艺术国际之路.docVIP

历史之路(一)中国当代艺术国际之路 　　国内艺术出现了洋沙龙 　　回顾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的开端理应是轰动一时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1986年11月10日为筹备“中国第一次现代艺术展”召开了第三次会议，朱青生和孔长安等为了获得文化部的支持，给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写了一封信，全面分析了当时艺术界的状况，希望获得支持。其中说道：“中国美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和创新的形式。根据研究分析，有可能在北京组织一次大型探索性艺术展，广泛检阅，比较优劣，深入探究，促进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否则，就会造成有创作才能的艺术家一部分无所作为，一部分自发行动，事倍功半，一部分则不择手段，出国不归。” 　　在信中，二位分析了在当时的中国现代艺术遇到了巨大的危机，于是，发展中国现代艺术就成为了当时艺术界的迫切渴求。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现代艺术所进行的展示多数发生在外交公寓的住宅，北京虽然是大都会，但是按照西方人看来仍然缺乏文娱活动，画展风格简单划一。当时驻华使节或其家人、记者、对华贸易商或其外籍雇员、在华外籍学者等，出于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好奇，同时保持着他们在祖国自小培养起来的对文化和艺术的兴趣，通过聚会、通信等方式，积极与中国本地的文艺工作者结识、交往，以此获得关于中国的直接体验。这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起初大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在和一个个具体而活泼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年轻人）接触的过程中，很快对当下的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与年轻的中国朋友讨论艺术创作，交换时下流行的信息。他们有时在自己的住所、外交公寓、对外的酒吧中举办中国艺术家的展览，甚至撰写评论。这些定期、不定期的聚会和交流活动，在那时称为“洋沙龙”。那些受到外国人关注和追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一度被称为“使馆艺术”。在一段时期里，根据聚会参与的外国人主要国籍，这些小圈子还被分为了“美国系统”“法国系统”“澳大利亚系统”等。 　　中国非官方的新艺术在夹缝之中顽强发展，即便是外部困难重重，通过这些洋沙龙，中国当代艺术依然有展示的机会：1990年第一次在弗兰家举办刘炜的画展，1992年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刘炜、方力钧作品展”；北京外交人员俱乐部也在同年举办了“最近的工作——张培力和耿建翌绘画和装置作品展”…… 这些人在当时都已经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画风和材料的新型创作，在外交官的圈子里获得了一致的赞誉，这也初步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艺术固有的看法，中国新艺术也在不经意间展示着自己最为可贵的发光之处。 　　中国艺术亮相海外 　　1992年“广州双年展”之后，美术展览、活动的运作开始向市场转轨。1993年11月，文化部在广州组织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画廊，博览会、拍卖业、经纪人逐渐出现，市场开始成为艺术发展的轴心。虽然市场制度才开始建立，但已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市场导致文化观念的变化，由一元到多元是其变化的主要特征，不同文化归属、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表现形式的作品完全可以在一个空间中共存共生。现实主义、古典风格、新文人、波普、前卫艺术各有其存在价值，谁也替代不了谁。文化观念从未表现出这么大的包容性。 　　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的经济开放，艺术市场的自主程度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艺术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形而上的束缚，与日常生活和工作发生关系已经成为艺术的常态。艺术家逐渐成为流行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份子，这是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出台后，艺术发展开始与经济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早期陈逸飞等人的油画高价拍卖，也使艺术摘下神秘面纱逐渐走下神坛，开始给艺术逃脱政治进行了破局，中国新艺术的命运开始出现了一丝生机。在国外展览机会的增多，让中国当代艺术有了更多可以出场的筹码。从1986年的“开门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展（Beyond the Open Door：Contemporary Painting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89年的“大地魔术师（Magiciens de la Terre）”到1991年的“我不想与塞尚打牌（I Don’t Want to Play Cards with Cezanne and Other Words： Selections from the Chinese New Wave and Avant-Garde Art of The Eighties）”，以及 199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的外围展“时代性欧洲外围艺术展（简称k—18展）”，中国前卫艺术作品开始进入国际大展，中国当代艺术迅速进入国际视野。 　　“开门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展”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亚太博物馆举行，首次向美国公众介绍王公懿、黄发榜、刘国辉、许江、陈海燕、张培力、王广义、汪建伟等艺术家的作品。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