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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中农村金融抑制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之间的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的影响，并利用1988—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战略透过资本积累、劳动力流动、收入分配等机制所产生的诸多经济扭曲的反映，并主要地通过资金流动渠道将其负面影响传递到农村金融体系。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趋于协调一致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投向农业的信贷资金比例和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从而抑制农村金融资源外流。 　　关键词：城市-工业体系；农村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抑制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21-007 　　一、引 言 　　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安排显著地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上扮演了动员农村储蓄并为城市工业战略输送资金的角色。改革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全脱离早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固有逻辑。同时，在分权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压力被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不约而同地采取加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方法。在资金短缺时期，这依旧需要借助于金融体系。然而与改革前由中央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的情况不同，由于1984年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地方金融。金融机构原先秉承的主要追求社会收益的经营方式，也迅速且明显地商业化了。中央、地方和金融机构三种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张杰，1996）。激励的改变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了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1] 　　首先，政府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这在短期内仅凭工业部门和城市内部的资金积累无法满足。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一是以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扩大投资渠道，二是从农村汲取资金。章奇和黄季焜（2004）指出，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经各种渠道流出农村的资金达2.84万亿元，其中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最主要渠道。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农村资金外流速度加快，1994—2000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占到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体系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79%。蔡昉等（2008）估算，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价格机制转移的农村资金量大幅缩减。但是从1994至2006年，通过金融体系（农信社、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外流的农村资金从2910.8亿元上升到31483.9亿元。而从90年代开始到2006年，累计资金净流出量超过15万亿元。[2] 　　其次，日益商业化的经营目标驱使农村金融机构主动地将资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城市部门。城市工业和商业的资金收益率相对于农业部门较高，带动了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经营倾向。周立、周向阳（2009）认为，从1996年开始，我国出现总体上的资金过剩局面，人民币存款开始大于贷款，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积累，但是城市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共存，流动性过剩局面极不平衡。 　　我国农村资金的外流现象具有深刻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但是，过去30多年间，通过金融体系的、持续且有不断加大趋势的农村资金外流却也是非正常的。尤其是，自1996年大力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为什么农村资金外流依旧严重，农村金融抑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本文拟从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中寻找解答。 　　二、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的成因与 　　农村金融抑制 　　学术界对工业化、城市化的非效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而对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及其影响论及不深。通过观察工业化和城市化非效率性的联系，本文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解释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阻碍农村金融深化的传导机制。[3] 　　对工业效率的讨论主要围绕所有制类型展开。林毅夫和刘明兴（2004）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工业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源自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遵循了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赶超战略目标和社会政策负担，效率提升空间受到限制。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刘小玄（2000）发现，在所有制变量上，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在隶属等级变量上，隶属等级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效率超过等级较高的国有企业，并导致后者丧失规模优势（效率）。姚洋和章奇（2001）发现在技术效率上，非国有企业也比国有企业更高。[4] 　　尽管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城市国有企业的大举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扭转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难度相当大。利用1998—2003年全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白重恩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