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译作《华夏集》研究中“东方主义”视角述评.docVIP

庞德译作《华夏集》研究中“东方主义”视角述评 　　摘要：早在东方主义概念提出之前，关于如何评价庞德《华夏集》与中国诗歌本来面目的关系，艾略特就做出过评价，该评价与半个世纪后的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不谋而合，认为《华夏集》并非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集，与中国没什么关系。中国学者钱兆明对这种观点不满提出了东方主义新的内涵，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他者而是对20世纪的英美文学现代主义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东方主义的概念的运用的确应有诸多的限制条件，否则就变成了生搬硬套欲加之罪。庞德本身是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典型范例，对他的评价不可将东方主义概念简单加以套用，更不能据此抹杀他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伟大作用。 　　关键词：庞德与中国；东方主义；《华夏集》 　　中图分类号：I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103-05 　　伊兹拉·庞德对中国的兴趣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生涯：早年与叶芝（WB Yeats） 一同到伦敦石屋别墅中研读中国儒家经典，1915年翻译中国古代诗歌出版《华夏集》以印证其意象主义诗学；晚些时候他将对中国汉字和哲学的兴趣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翻译出版了包括《论语》在内的一系列孔子著作，直至晚年旅居意大利时期，中国始终是庞德反思西方文化本质的一个参照系，为他提供着灵感。 　　在国内，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庞德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向纵深方面发展，但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庞德的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系以及对庞德翻译中国古诗的得失评价方面。这样略显狭窄的研究领域，在有些学者看来“中国的庞德研究还很落后”[1]（P100）。 　　一、庞德研究中东方主义概念的介入 　　1915年《华夏集》发表并获得巨大成功后，庞德与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一起。起初西方学者对庞德与中国的关系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只是把《华夏集》视为独立的全新的创作，探究这些诗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仅仅是庞德诗艺所显示的进步[2]（P131），随着大量实证研究的开展以及新的理论武器——东方主义的出现，更由于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庞德与中国研究得以进一步推???。 　　1995年 美国新奥尔良大学校长特命教授钱兆明出版了《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与威廉斯诗的中国遗产》（以下简称《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作者在该书中指出中国对英美文学的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不论是对现代主义的主要原则还是其重要代表人物都是如此，不过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柯恩 （Robert Kern）发表了《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一书，试图揭示中国成为包括庞德在内的多位美国诗人诗歌创作催化剂的原因。 　　以上两本书的标题将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是庞德与中国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同时也是庞德与中国学术话语与爱德华·萨义德1979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遭遇后的一个反应。《东方主义》谴责了西方世界在文学和政治领域对东方的表征，萨义德认为这种表征帮助西方维护和拓展了对东方的殖民统治。该书同样攻击了西方宣称文学拥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自主性的做法，认为西方学术界将文学与政治相分离实际上掩盖了文学对帝国主义所做出的文化和政治上的贡献。东方主义概念出现在研究庞德与中国的两部专著中，虽不一定代表了庞德研究的主流，但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代主义与东方主义的框架下重新审视庞德与中国的机会，前者是现代主义的先驱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而后者是当之无愧的“东方”。 　　中国研究庞德的学者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也有所回应，在对庞德的翻译与诗作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的契机的一片赞扬声中，庞德也背负了一些骂名，有人，指责庞德借用东方古代文化“有其自身的标准和目的，他的标准是为意象派诗歌理论服务，他的目的是更好地充实帝国文化，带着殖民话语的倾向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服务”[3]（P40）。 　　也有的从探究庞德早期译作诗集《华夏集》入手，认为庞德用神州集题目描绘出一个富庶的东方大国而内容却只选取了表现“边疆之苦、战乱之惨、思乡之愁、分离之痛、相思之怨和孤独之叹”的内容，从而“营造了一种悲愁荒凉的气氛， 刻画了一个荒原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对比的目的则是使现代中国符合西方想象，使人相信“中国不再是一个理想国， 而成了欧美殖民列强有待解决或限定的问题”。[4]（P35-38）。 　　沿着这样的思路，有人甚至把庞德在世界上通过译介和推崇中国文化而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一并抹杀，认为庞德“实际上是一位浅薄的儒者，却是一位顽固的西方中心论者”[5]（P117）。 　　受到柯恩一书的启发，杜夕如认为庞德的《华夏集》体现了一种“现代化的东方主义”[7]（P285～286），其立论的基础是《华夏集》对中国文本、中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