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奉公“红色教授”杨秀峰.docVIP

廉洁奉公“红色教授”杨秀峰 　　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里，晋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创建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以廉洁俭朴著称。而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作为“当家人”，更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恪尽职守，在廉洁奉公方面，不仅用自己的言行感染了身边工作人员，也以他高尚的品德操守和人格魅力，为后人树立了一面镜子，在历史上铸造起了一座永远值得人们景仰和学习的精神丰碑。 　　杀敌惩奸扬威名 　　杨秀峰是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人，1897年出生，曾祖父、祖父都是秀才，父亲是清末举人，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曾赴法国留学。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杨秀峰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反日、反内战的爱国宣传和运动当中，被青年学生亲切地誉为“红色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抗??日寇侵略，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指示，杨秀峰毅然放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前往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 　　他一面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发动群众抗日，一面组建冀西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大力惩办汉奸，寻找机会歼击日伪军，在冀西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冀西游击队发展到一千多人时，游击队也改称为“冀西游击区司令部”，杨秀峰任司令。 　　当时，一首歌颂和赞扬杨秀峰的歌谣，在冀西民间广泛流传：“杨秀峰，意志坚，组织民众来抗战；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全民总动员。杨司令，真能干，武装民众千百万，到处开展游击战。炸碉堡，崩汉奸，扒铁道，过平汉，打得敌伪心胆寒。” 　　廉洁从政身为先 　　在革命战斗中，杨秀峰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在日常工作生活和事务管理当中，他却从没有以一个特权人物自居，而是谦逊待人，严于律己，不以手中之权，为自己谋取一点儿私利，不假职务之便，贪占公家一点儿便宜。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杨秀峰任主任，妻子孙文淑在他的身边，协助他工作，担任秘书长。当时，孙文淑手里竟连一支钢笔也没有，为了方便工作和个人私用，她托人从北平买来一支新的钢笔，价钱12元。 　　可向人家支付代垫的钢笔钱时，孙文淑却犯难了。那个时候，冀南行政公署里的干部，每个月的生活津贴都在5元以下，每个月里，除去日常开支，都所剩无几，因此，这屈屈12元，可难倒了公署一堆人。 　　面对这笔平常人拿不出的“巨款”，有人向杨秀峰夫妇“献计”说：“可以先用公款垫支，然后再在每个月里，从你们二人的生活津贴中慢慢扣除，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么？” 　　杨秀峰一听，虽然表面上合情合理，但实质上是“挪用公款”，立即反对，说道：“公款是用于抗战工作需要，哪能为了一己之私，随便挪用公款呢？身为革命干部，廉洁奉公，就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结果，在杨秀峰夫妇拿不出这笔“巨款”，别人又拿不出钱来借给他们的情况下，杨秀峰没有起暂时挪借一下公款的念头，而是让人把那支钢笔又退了回去。 　　抗战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革命经费大多是通过征收税款的方式，好不容易筹集上来的。征收税款中，为了防止经手人营私舞弊，贪污挪占，1939年6月，杨秀峰带领冀南行署工作人员，制定并颁布了《冀南税务经征人员惩处暂行条例》，共10条，对征收税款中征多报少、私用小票、填写大头小尾票、隐匿罚金，以及其它方法侵吞税款和收受商人贿赂等营私舞弊行为，都做出了严厉的处罚规定。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村正式宣布成立（1942年2月，边区政府迁往涉县弹音村），杨秀峰任边区政府主席。 　　边区政府成立之初，便明确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的施政纲领。1942年2月，杨秀峰又领导边区政府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处罚条例非常严厉，内中规定，凡有以下行为、贪污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l、吞没克扣公款公粮公产者；2、购买军用品、卫生器材及一切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卖公粮公物公产以自肥者；4、凭藉势力勒索、强占、敲诈财物者；5、以公用舟车马匹等运输力装运违禁物品或偷漏税物品者；6、手绘徇私包庇者。这一《办法》的颁布，不仅规范了边区各级抗日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行为，也提高了共产党抗日政府在太行山区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向社会树立了边区政府廉洁从政，依法办事的工作作风。 　　作为边区政府“当家人”，杨秀峰事务非常繁忙，管理的事情非常多，可是，不管做什么事，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从不找任何借口，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谋待遇，搞特殊。 　　1937年，杨秀峰夫妇二人前往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前，出于抗战大局需要，为了便于革命工作，二人将两岁的儿子杨为民托付给了亲友照顾。1942年这一年，杨为民已经长到七岁，又被人从敌战区接到太行山根据地，和杨秀峰夫妻俩团聚。 　　杨为民的生日到了，这天，为了给小家伙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