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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语言转用双语类型及特点研究 　　摘要：双语的产生是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语言转用是双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是语言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语言转用和双语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探讨了现如今引发语言转用需考虑的因素，分析了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及特点，以期对语言活力、语言保持、濒危语言等问题的研究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关键词：语言接触；双语；双语类型；语言转用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85-04 　　双语和语言转用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少语言学家都针对此现象发表过论文，出版过专著，对于双语的类型也有大量的分析和研究。但对于何种双语类型更容易导致语言转用、导致转用的原因何在等问题并没有学者作过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对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以便进一步认识双语和语言转用的特点和演变规律。 　　一、研究回顾 　　双语的类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老一辈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戴庆厦将双语类型划分为民兼汉型、民兼民型、汉兼民型和多语型四种。[1]孙宏开在此基础上，又从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上把双语的类型划分为双语熟练型、母语熟练型和第二语言熟练型。[2]马学良和戴庆厦两位语言学家对双语类型的划分主要从民族关系这个角度着眼，认为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的类型是由我国的民族分布以及民族历史发展关系决定的。孙宏开先生则第一次从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对双语类型进行了划分；近年来一批中青年语言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双语类型作了进一步划分。丁石庆主要从双语的分布范围、使用时间、使用功能以及双语人掌握的语言种类等方面对双语类型作了细致的分类和描写。[3]袁焱则从语言获得的顺序和语言获得的途径等方面对双语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将双语划分为共同语兼用型、区域语兼用型、族内语兼用型和外语兼用型的分法较为新颖。[4]（P101～105）李锦芳更注重对双语的转换类型进行分类，细分了双语转换的七种类型。[5]丁石庆、袁焱、李锦芳三位学者对双语类型的分类角度各有侧重与不同。丁石庆主要侧重于从人口统计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双语类型进行划分，袁焱主要侧重于语言学和语言接触学的角度对双语类型进行分类，李锦芳则特别强调双语转换的类型。 　　以上各位学者对双语类型划分已经很详尽，但都没有明确提出双语类型与语言转用的直接关系等问题，没有深入解释分析哪些双语类型会导致语言转用，以及导致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的成因及特点。 　　二、引发语言转用需考虑的因素 　　语言转用是由诸多因素的合力共同起作用而发生的，不同的地区、人种和民族，导致语言转用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引发不同民族语言转用的因素中总有那么几个因素的作用较其他因素显得更为突出，对于这些不同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民族关系因素 　　民族关系决定语言关系，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常常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民族关系的好坏是语言关系是否和谐的基础。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民族关系有过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的阶段，也有过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主流的阶段。在此期间，民族之间的语言有过兼用、有过融合；有过兼用语转型，有过母语消失；有过“夷变于夏者”的汉化，有过“夏变于夷者”的夷化。民族语言以及使用有过多次、多种、各自的选择。历史走到今天，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语言的使用也有了新的选择。“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6]现如今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阶段，汉语的语言兼用范围是历史上最大的，掌握程度最好的，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同时也就带来了语言转用速度的加快。 　　2.民族居住区域因素 　　“民族”的定义很多，其中共同的特征所涵盖的内容基本相同，描述都包含了地域和语言两个方面的特点。从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四大特征来看，共同的地域因素是其他所有因素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共同的生存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语言就难以存在，更不用说共同的语言习惯和语言表达了。如果没有共同的居住区域，一个民族的其他特征也就会逐步消失，尤其是语言。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要改变生活地域并不困难，也无需很长时间。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一纸命令，数十万鲜卑人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徙到了洛阳，与汉族杂居在一起。一旦居住环境发生变化，生产生活方式就迅速发生改变，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鲜卑人的语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鲜卑语消失了。在通信交通高速发达的当今社会，个体离别故土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从省内迁往省外，从国内迁往国外，屡见不鲜，群体的大规模迁徙也时有发生。居住环境发生变化，直接而必然产生影响的就是语言，语言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