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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道德建构与道德实现伦理方法 　　[摘要]许多学者在对“忠恕之道”进行解读时往往将其拆分理解为“忠道”和“恕道”两种实质性的道德规范，故而招致了两种质疑与批评：一为攻击“忠恕之道”背后的“己我本位”；二为用“特殊”来挑战“忠恕之道”的普遍性。实际上，“忠恕之道”并非实质性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伦理方法，作为元规则与仁之方，它是道德建构与道德实现的关键。 　　[关键词]忠恕之道 伦理方法 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7-1539（2013）06-0125-05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精髓，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被誉为人们道德行为的第一准则。但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遍民众在对“忠恕之道”的议论中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认为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主观偏好性”的道德规范并且具有致命的弱点。鉴于中国式“金规则”的重大意义与深??影响，本文试图对此做一定的辩解与重释。 　　一、“忠恕之道”的内涵界定 　　一般认为，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谓之“忠”，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之“恕”，合二为“忠恕之道”。对于“忠恕之道”的具体表述，见诸于儒家各经典著作当中，文章仅从《论语》、《大学》与《中庸》三个文本人手进行剖析。孔子在答子贡对仁的疑问时曾明言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其中的“恕道”在《论语》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孔子对仲弓问仁的回答中：“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第二次则是以可“终身行之”之道出现在孔子答子贡之问时：“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体系中，“忠恕之道”是作为“仁之方”而出现的，即是使内心对仁的体验外化为现实中的道德行为的道德方法或原则。忠恕本异，最早将忠恕连用的是孔子的弟子曾参，他在解释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时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后许多学者用“忠恕之道”概括孔子的全部思想。但“忠恕之道”并非由完全独立的“忠道”和“恕道”机械组合而成。相反，二者实为一道，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层面的“立人”、“达人”与消极层面的“不欲勿施”的思想是相互融合统一、相互规定而不可分割的。 　　儒家的“忠恕之道”又可称为“絮矩之道”，按字面意思理解，即为用法则、法度来测量事物，以自己的感受去理解他人以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的方法。“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絮矩之道。”（《大学》）此段描述则是对“絮矩之道”如何运用的翔实描述，其中心思想乃为推己及人，即通过设身处地的“己他”交叉体验来实践道德规范。 　　鉴于对以上文本的粗略分析，许多学者将“忠恕之道”的具体含义解释为凡是自己喜好的、追求的、肯定的东西，就一定也要努力去满足别人，而自己所厌恶的、否定的东西，就一定不能施于别人。若从将“忠恕之道”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来履行的角度来看，这一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按照这种解释，儒家的“忠恕之道”作为“金规则”的作用将得不到充分发挥，其意义也将受到质疑。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忠恕之道”具有各种局限性，无法胜任“金规则”之职位。而相对于西方对儒家“忠恕之道”的极力推崇而言，“忠恕之道”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接受度并不高。因此，若只把“忠恕之道”看做一种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它只不过是孔子所提出的众多德目中的一种或两种而已，其意义除了将之付诸实践会实现道德主体的个体德性或美德之外，并无任何其他的附加价值，并且会因此种解释而招致许多批评。但若从伦理方法——道德建构和实现的方法来看，“忠恕之道”中所体现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等思想将使其成为道德中的阿基米德支点，即成为建构道德规范与实现道德的关键。 　　二、对“忠恕之道”的误读与批判 　　如前所述，学界所普遍承认的“忠恕之道”的内涵实则是一种误读，认为它与所有其他诸多的道德规范一样，其意义仅在于规定行为某一方面的内容以维持社会秩序而已。这种解释不仅无法诠释出“忠恕之道”作为“金规则”的重要意义，更招致了许多学者对它的批判与重新审视。而批判的着力点主要针对“忠恕之道”背后的“己我本位”与“忠恕之道”对特殊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不同需求的漠视。 　　（一）攻击“忠恕之道”背后的“己我本位” 　　从“忠恕之道”本身所包含的“己”字可知，儒家在建构道德时是由自己而非他人出发的。“在人己关系上，儒家强调的道德是自己，纳入视野的也首先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