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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质量评估微观模型建构 　　〔摘要〕高质量的政府始终是各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评估政府质量一直以来都偏好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且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本研究以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所2009年面向全球58个国家所做的政府质量调查为基础，经SPSS180和AMOS180统计分析获得了评估政府质量的微观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12个可观察指标及“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人文关怀度”等4个因子，它们共同对政府质量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过该微观模型的测量发现，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而言，政府质量具有全方位的优势，而这一具有可操作性和比较意义的微观模型同样对中国政府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政府质量评估；仿企业化管理；微观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092-06 　　无论是由经济变革向社会变革转型的中国政府，还是全球化、多元化纷争格局中的世界各国政府，他们在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全球化运动方面的特定作用不容忽视，有关对政府质量（Quality of Government）的期许和研究也一直颇受关注。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所言，“如果没有有效的、高质量的政府，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1〕。而何为高质量的政府，即政府质量的评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上世纪90年代，来自哈佛大学的波塔、史莱夫等四位教授在152个国家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曾提出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介入程度、政府部门的效能、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规模的大小以及政治自由等五个因素构成了政府质量的评估指标，并据此指标分析认为较贫穷、接近于赤道、使用法语或运用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或有较高比例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的国家的政府质量较低。〔2〕显然，从宏观视角对各国的政府质量评估建构指标体系，无法回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和文化差异，而用一套整齐划一的指标来做各国政府的评估，其效度也受到质疑。 　　放下国家视野，切入政府运行体系的内部进行微观度量，尽可能消解国家层面的、历史积淀的、种族或宗教等短期不可趋同的因素影响，以期获??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这既可作为各国、各级政府通过改善内部运作模式、快速提升服务质量的共同指针，也为政府质量研究增加新的参照系。事实上，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参见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www.qog.pol.gu.se/.长期跟踪研究世界各国的政府质量，其在2009年针对58个国家参与调查的58个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英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528位学者所做的政府质量问卷调查，即针对政府质量的微观研究，摆脱了影响政府质量的宏观因素，包括国家的民主进程、市场化程度及宗教等，立足政府内部运作的制度设计、职员的管理模式以及提供服务中所蕴含的理念等。本文籍此数据库，希望通过SPSS180和AMOS180建构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当然这样的微观模型与以往的政府质量研究需保持某种程度的呼应，既能关照政府质量研究被普遍认同的价值倾向和概念内涵，又能契合现代政府的发展态势，从微观层面寻求政府质量的评估路径，同时也能探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质量形成的内部差异，并为正在改革途中的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借鉴路径。 　　一、政府质量的概念缘起及理论沿革 　　始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行政改革中的仿企业化浪潮助推了政府质量研究的兴起，学者们最初考虑的是在政府机构中如何施行全面质量管理（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与企业不同的是，对政府而言，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价值就是客户导向，包括更注重顾客反馈、绩效监督、持续改革和公民参与〔3〕，并提出如果能确保这样的核心价值能够实现，那么政府的绩效就会提升〔4〕。与此理论相匹配的一系列概念，政府绩效（Government Performa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政府执行力（Government Capability）以及政府质量等陆续成为评估政府行为的重要视角。与政府质量相比，其他概念体系更注重目标导向，也即用以衡量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完成政府职能规范的目标与任务的程度，而忽略其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