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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与物化身体审美实践 　　摘 要：随着身体在哲学领域的勃兴，身体话语也成为了美学研究的热点，美学理论的发展推动了身体审美实践的兴起，而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具体的审美实践却产生了道德与实用的分离，使身体本身发生了物化。身体的自由与精神的高贵才能彰显美学的意义和人的尊严与价值。 　　关键词：身体；美学；消费社会；审美实践；物化 　　身体，本不是陌生的话题，然而，近年来，有关身体的研究却备受关注，这与现代以来哲学界对身体的发现与关注密切相关。在前现代时期，身体是完全边缘化的，是意识哲学全力防范和压制的对象；在柏拉图那里，身体是一个需要提防和压制的邪恶之源；即便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也宣称：我“思”故我在，身体残缺并不影响“我”的存在。直到尼采以来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才完全颠覆了以往哲学界对身体的偏见和抵制的态度，从而使得身体成为哲学界中一个相当活跃的研究对象。 　　一、 身体话语在哲学中的流变 　　（一）尼采之前：灵魂的威胁物 　　身体在尼采之前的哲学史上地位很是尴尬，它被认为是灵魂、心灵的对立物，甚至是寻求真理的阻碍物，是意识哲学全力压抑的对象。对身体的批判最为严苛与系统化的当属哲人柏拉图，他认为，任何依据身体进行的思考，都是零散的、主观的、无法达到真理的，也就是说是不正确的；身体是意识接近真理的障碍和牢笼。因为身体作为欲望主体，会受到外界的许多干涉，任何疾病向我们发起的进攻都会阻碍我们寻求真实的存在。此外，身体用爱、恐惧、欲望以及各种想象充斥着我们，使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进行思考，当然也不会寻求到真理。无疑，在认识论层面，身体扮演了获取知识的阻挠者角色。因此，柏拉图做过这样的比喻以来说明身体和意识的差别：感官身体所获得的一切好比黑暗洞穴中火光投射在石壁上的事物的影子，而理智（意识）凭借其回忆所得到的好比洞穴之外阳光中的真实事物。可见，身体感观是不可靠的，于是，柏拉图对身体采取了憎恶乃至摒弃的态度。[1] 　　柏拉图确立的身心二元对立论在中世纪得到了延续和发扬，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开始重视自身的理性，于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抑身扬心论得到了极大地发展，“思”是本体性的，是完全真正和我的肉体相分离的，即使没有肉体，灵魂依然可以存在。笛卡尔张扬了一种近乎极端的柏拉图主义，“尽管整个精神似乎和整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可是当一只脚或者一只胳膊或别的什么部分从我的肉体截去的时候，肯定我的精神上并没有截去什么东西。”[2]这种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压抑和控制使得后现代哲学家普遍意识到，所谓的理性原则远远不足以认识整个世界，也不能解决人类的精神难题与现实困惑。 　　（二）尼采的反动 　　直到尼采在哲学界的振臂一呼，才使得处于沉寂、缄默的身体浮出水面，凝聚成哲学中日趋显赫的话语力量。尼采以身体为据点对传统的意识哲学以及形而上学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对意识深恶痛绝，而特别强调本能的作用，如果没有本能的强劲有力的调节，“人类就会睁着眼睛瞎做判断和想象，就会流于肤浅和轻信，简言之，就会因为意识而自我毁灭”[3]。在尼采这里，只有那长久被遗忘、唾弃的身体才是本体的，这无疑是对笛卡尔哲学的彻底颠倒，尼采将身体视为生命的乃至意识的本源，“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一种称呼”[4]。尼采认为身体才是支配性的、本体性的，灵魂和意识是身体的工具，是身体的派属物；确实，尼采发动的是一场身体之于意识的战争，他狂暴的将意识哲学掀翻在地，开辟了哲学的新纪元。 　　（三）尼采之后 　　继尼采之后，有关如何解决身心二元对立的问题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而福柯无疑是后现代身体话语的主将，尽管他早期在《规训与惩罚》认为身体是历史的记录，是被有权力的社会所规训，即身体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受到权力的严厉控制，身体是被动的，是被历史铭刻和摧毁的。但是他对身体的研究及其他自身对其理论激进的实践都证实了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对当今理论的可贵性。 　　二、美学中的身体 　　美学又称为艺术哲学，所以身体在美学中的崛起与哲学对其的关注息息相关，而美学意义上的身体与哲学上的有所不同：哲学更痴迷于概念、范畴方面的智力角逐，而美学更愿意将目光投注到个体的生存遭际和生命体验。不过，只有回顾一下美学史就不难发现，身体感性和美学学科的诞生是形影不离的。对此，伊格尔顿做过颇有价值的回顾，他认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学关注的是人类最粗俗、最可触知的方面，它对笛卡尔哲学是一长期而无言的反叛[5]。虽然伊格尔顿的这些言说有点笼统，但他至少表明，美学与身体关怀、感性话语是休戚相关的；而鲍姆嘉通美学的定义就是对感性知识的研究，那么以感性学著称的美学不可能对最具有感性品质的身体无动于衷，于是，身体美学应运而生。 　　身体美学这一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由美学家